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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参与在网络运作的公共讨论中的地位其实并不重要，相关事件很快会被早已派性化的“精英”们“嗅”到，并习惯性地转换为“意识形态”之争，公众的意见和问题本身所需要展开的讨论深度则被遮蔽。这种结果其实是必然的，因而整个网络公共讨论机制实际上被这样一个权力环节所控制：网络被平面媒体控制，平面媒体被派性化的知识分子控制，而知识分子本身与体制又保持着不易从表象简单识别的各种关系。
因此，我们不能被网络公共讨论初期的参与规模和热闹程度所迷惑，评估其作为一种公共讨论机制的自足性和有效性，需要看其转入“精英参与”之后的讨论质量。
精英讨论的清醒与无知
“杨帆事件”至今实际上已经转换到“精英参与”阶段。但从目前来看的精英讨论中，由于“意识形态”的困扰，并没有显出多少的真诚和深度。杨帆教授本身的性格实际上也是此次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因为如许多论者指出的，其他老师在同样情形下未必会像他那样较真，并不惜“肢体冲突”。《南方周末》说萧瀚是“现行教育体制下的一个异类”，其实杨帆何尝不是。杨帆极富个性的“骂风”被整理上网后，尽管笔者认为他正确指出了现行教育体制的商业化弊端，但言说方式本身反而削弱了其逻辑力量。“道德版”的师道尊严其实可以好好地进行论证，但杨帆教授的个性化语言及其对媒体的低调，使得这一方面显得异常薄弱。“权利版”的师道尊严以自由主义理论，这似乎可以深得学生之心，因为它推理的起点是权利，而且只是学生的权利，它理解的教育机制根本上是一种市场机制——即以好人格和好课程吸引学生，一旦学生“用脚投票”，即可推定为教师的责任，而绝非学生的责任。《南方周末》还以萧瀚的个体成长为例加强其“权利版”的师道尊严论证。
可是，师道尊严真的如同自由主义者宣称的那样简单吗？学生权利是否可以作为师道尊严论证的逻辑起点？应该说萧瀚的推理是符合自由主义理路的，但却既没有搞懂“教育”，也没有搞懂“体制”。
自由主义者们的“教育”是产业化的，因而学生与教师之间是简单的契约关系，学生逃课就如同消费者拒绝某种商品一样，因而属于消费者自由的范畴。“教育产业化”以前提过，但现在教育基本上被重新定位于事业性质和公益方向。更重要的是，自由主义的契约关系不能作为建构教育伦理的合理基础。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自由主义的解构面向，按其逻辑推到底，一切的社会权威都将不必要，比如父母的教育权力、学校的教育权力以及国家的教育权力。这样看来，中国古代伦理体系里的“天地君亲师”基本都可以被契约理论重构，“天地”是无人格的，不去管它，比如说上帝也会死掉，“君”是肯定要被推翻的，“亲”和“师”作为“一息尚存”的社会伦理也不那么正当了，也需要进行契约化改造。当一种自由主义的契约伦理整体地解构和改造被称为传统伦理的体系时，我们可以发现自由主义到底建立起来了什么？一个原子化的、依赖利益距离的作用力机制维持的陌生世界。这就是“权利版”师道尊严的根本逻辑。所以，特别在中国的场合，自由主义牵出的实质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现代是否全部优越于古代？传统伦理是否需要被契约伦理全部解构和改造？这些并没有被参与讨论的精英们认真的挖掘。“教育”显然属于不那么容易被“现代化”改造的一个伦理环节，它实际上是要证成一种血缘伦理之外的知识伦理，“传道授业解惑”绝不仅仅是交易一种知识产品，而是塑造一种“精神生命”——这种生命将如同父母所赐予的“物质生命”一样高贵。“教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即是以此立论。自由主义者的“权利版”师道尊严似乎可以促进教员的人格与授课的改善，因为当教师只能以“知识”本身吸引学生，而除此之外不再具有任何权威时，教师似乎必须练就其“真功夫”，因而教育作为一种产品才可形成竞争机制。但是自由主义者没有看到现在的教育本身已经不可避免地市场化了，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契约伦理和交易理性早已在学生的心底扎根，学生对自己行为的正当化已经不需要自由主义者示范就可以方便地运用自由主义逻辑了。自由主义的教育伦理根本无法为现在实质上的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社会化过程中各种粗俗的契约行为提供任何可资利用的批评理据。而萧瀚虽然以身作则，坚持以“知识”吸引学生，属于“孤胆英雄”，属于教师中确实有“真功夫”的，但他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是否可以作为“模范教师”的代表，因而可以作为自由主义版本的教育伦理的代表？这仍然是可疑的。自由主义者没有看破，教育伦理本身是对教师的一种职业保护，是教育据以抵制市场化和师生关系粗俗化的道德机制。作为最强者的萧瀚可以辞职，可以仍然有学生和粉丝，但大多数魅力不及萧瀚老师但同样信奉自由主义教育伦理的教师们会如何呢？迎合学生、不求严肃的知识传达和道德教化，以无原则的及格和普遍化的证书掩盖教育的“贫血”。这其实已经开始凸现“道德版”师道尊严的价值空间，只是相关的讨论及论证并没有深化，特别是笔者没有看到国学研究者的声音——在中国语境中辩论这个涉及孔子的公共话题，国学的缺场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总之，自由主义者将“教育”定错了位，将自由主主义的契约伦理作为现代教育伦理的建构基础也是不合理的——他们没有看到越是教育商品化，教育伦理越应该得到传统伦理的支持与合理转化。可惜的是，一方在误读，另一方并没有深入论证——网络机制没有能力推动这一公共讨论的深化。因此，网络组织公共讨论受到现实知识格局的根本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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