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此外，从法理上讲，如果一个法律文件是依据其上位法制定的，则一旦上位法废止或经过了实质性的修改，下位法就将因失去法律依据而失效。《
农业税条例》第
1条明确指出它是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10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的规定”制定的。此处的《
宪法》应为1954年
宪法，此后全国人大先后对《
宪法》进行了3次大的修改（1975年、1978年和1982年），每次修改后都重新公布了新的
宪法文本，在目前实行的1982年《
宪法》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改由第
56条规定。
32 据唐鸣介绍，税费改革取消了五项“乡统筹”这一乡镇重要的财政收入，但其相应的支出项目却未取消，而是改由县乡两级财政负担。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主要是“以县为主”，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来支持其发展，民兵训练支出由县级财政预算安排，计划生育、优抚支出由乡级财政预算安排，乡村道路建设和维护费用不再固定向农民收取，由村民会议民主协商自行解决。财政收入的减少并没使支出减少，加剧了原本财力并不充足的乡级财政的压力。柴子文、胡念飞、舒畅：“陆学艺、秦晖等专家眼中的后农业税时代”，http://www.southcn.com/nflr/llzhuanti/nys/zjlw/200510140114.htm。
33 党国英：“推动乡村自治应对后农业税时代”，《南方周末》2006年1月19日C18版。
34 国家统计局2004年统计公报显示，2004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422元，城乡收入差距由1990年的824元扩大到6486元。而且农村居民的收入还是在其基本没有医疗、社保的条件下获得的。据卫生部统计，2003年农民住院例均费用达2236元。马晓河：“政府为农村提供公共品是一种责任”，《南方周末》2006年1月19日C18版。
35 秦晖：《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民国时期，加征杂派的做法继续得到推行。1934年河北和山东两省各县田赋附加总额分别为500万元和1100万元，而当年二省田赋收入分别为600万和1500万元。这意味着县一级政府的公开收入与省政府的田赋收入相差无几。见［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0页。不仅如此，一些地方政府（如四川）还发明了提前征税的办法。1937年陶行知先生曾写过一首“四川天灾”，其中写道：“蜀道易，易于上青天。飞机里面，有几个活神仙。数千万人没饭吃，饿倒在路边。钱粮要提前，纳过五十年。我要问：几人在地几人在天？”聂大鹏编：《陶行知儿歌》，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年版，第3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