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且不论两级法院在认定事实上的“疏忽大意”，暂且不谈公诉机关在举证过程中的“一意孤行”，本案的焦点还汇聚在对劳动教养制度存废的价值考量上。
经过多次深入案发实地调查，同时查阅了大量的法律文献，研究了最高院、法学研究教育部门研讨的权威判例后，我们得出的定论是，曾X平涉嫌滥伐林木一案确属冤案、奇案。该悲剧的酿成，除了具有以上论及的因素外，劳动教养制度当属罪魁祸首。
首先，劳动教养制度的制定，缺乏
宪法依据，具有违宪性。根据我国《
宪法》第
十七条规定：“中国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同时，我国《
立法法》第
八条也明确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在我国，劳动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主要是源于以下几个文件的制定。1957年制定的《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首次将劳动教养制度引入我国，1979年颁布的《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和1982年实施的《劳动教养试行方法》，两者在“立法初衷”上则是对劳动教养制度进行完善和发展。然而，尽管1957的《决定》和1979的《补充规定》是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但由于两者均为国务院所颁布，因而在性质上属于国务院行政法规，而不属于法律范畴。而1982的《试行方法》是由公安部制定的，在性质上为行政规章，亦不属于法律范畴。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适用规则，《决定》、《补充规定》和《试行方法》这三个文件在对劳动教养的规定上存在违宪性，都不具有授权公安机关限制、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权限。
再者，劳动管教制度的实施，无法确保受处罚人的合法权利。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公安机关给予犯罪嫌疑人劳动教养处罚，主要是以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名义做出的裁决，绕过了正当的司法程序，而我国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在对立案侦查、调查取证、传唤讯问、告知听证、办案期限诸多方面都没有明确的规定，以造成公安机关集控讼、审判、执行三大权能于一身的局面，极力膨胀了自身的管辖内容，成为独家行使处罚权的全能机关。同时，由于制度的缺失，对劳动教养的监督机制也随之失控，造成适用上的随意性，成为办案人员滥用职权、越位管理，却又借此能“自圆其说”的工具。最终导致犯罪嫌疑人无法享受
刑法所赋予的辩护、申诉、回避等权利，落得免于罪而先受刑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