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理学从哪里寻找自己存在的理由？当然只有完成了这个社会赋予的法学理论的使命，法理学才能理直气壮地生存下去！但是，怎样完成这个使命呢？很多学者的回答是，先从外国借鉴经验，看人家是怎么完成的。而苏力的回答则是，解决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问题，然后在这种逐步的积累过程中，逐步创建中国的法理学。谁更有道理？的确，无论是哪一方，都无法脱离在西方的背景下来谈论中国问题：因为我们必须借助的分析工具是西方的，因为中国部分地区已经很西化了。这一点也许是共识。但是，是将西方的分析工具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还是先把西方的工具学好再来考虑中国的问题，这一点就不是那么明确！苏力选择了前者，而很多学者选择了后者。
我必须说，苏力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之所以是不归路，并不是因为这条路走不通，而是说他为自己选择了一条超出常人能力的一条路。这条路上，你必须完成别人所无法完成的任务，你必须占有西方的分析工具，你就必须翻译著作，否则你就等于只能仰仗于别人为你提供西方的理论资源，你就无法站在学术的前沿；你还必须关心中国的实际问题，努力用法学理论来解说这些现象。这就是苏力回国十多年来所作的两件事！！这是一个没有分工的“一条龙”工作！！
苏力做得怎么样呢？这大可以见仁见智。但是，可以说苏力已经尽力了。作为中国法理学最为多产的学者，最为勤奋的学者，苏力也许把他的心血全部献给了中国法理学。但是，我们仍然感到很多工作还没有作，我们感到中国法理学还是没有形成自己富有解说力的体系，我们也许会感到略微的失望，但是，我们仍然必须承认，也许这并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事业！这是整个中国法理学的事业！苏力的作用也许在于打开一个豁口，至于前面的攻城掠地只能有待于其他的人了。毕竟，每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中国法理学事业则是无限的。
三
说了这么多，许多人也许会认为我基于对苏力无限崇敬之情在为苏力辩解，其实不是的。也许在半年前，我会同意你的看法。但是，进京以来的思考阅读（尤其对波斯纳的阅读），使我可以能够以一种更为理性更为从容的心态来评价苏力！我的承认，我仍然认为苏力是中国最优秀的法理学家。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超越苏力，更确切地说是沿着他为我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向前。
我们得承认，在中国这个转型时期，每一个法理学学者都会被超越，也必须被超越！但是，他们为中国法理学的存在所作出的贡献则是，不可超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