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
例如，在我国建国以来几部
宪法规定的财产权利保护制度中，无论是对国家、集体财产，还是对公民个人财产，都只规定了保护其所有权，而未提及其他财产权利。
参见房绍坤、丁海湖、张洪伟：“用益物权三论”，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2期。
李景丽：“中国用益物权制度的重新构筑”，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2期。
参见钱明星：“论用益物权的特征及其社会作用”，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年第3期。
参见房绍坤、丁海湖、张洪伟：“用益物权三论”，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2期。
参见屈茂辉：《用益物权论：源流分析·制度比较·立法思考》，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参见钱明星：“论用益物权的特征及其社会作用”，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年第3期；李景丽：“中国用益物权制度的重新构筑”，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2期；黄仕红：“用益物权研究”，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1年第5期。
关于我国现行用益物权立法缺陷的成因，可参见李景丽：“中国用益物权制度的重新构筑”，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2期。
参见陈华彬：《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511~559页。
参见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13~459页。在《物权法》中，陈华彬先生并没有写典权，尽管未写，但其始终认为，我国的物权立法是应当规定典权的。而且，它的适用范围不应仅仅局限于房屋。事实上，凡允许转让、出租、抵押的土地使用权，包括通过出让合同取得的基地使用权和农地使用权等，都应当允许出典。即在土地使用权层面上可以为他人设定典权。参见《物权法》一书序言部分。
参见梁慧星：《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46~598页。
参见钱明星：“我国用益物权体系的研究”，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钱明星教授早期曾坚持“六权”说，认为用益物权包括经营权、承包经营权、地上权、典权、采矿权和地役权。在物权法制定过程中，钱教授对我国用益物权体系进行里立法论上的思考，改采现有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