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儒法合一的基本确立；经过汉朝统治者的引儒入律，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引礼入律和隋唐时的儒家的‘仁’入律，而在唐代基本确立。
传统法律中的‘八议’、‘上请’、‘官当’等制度，虽然有着浓浓的封建特权保护，但是与单纯的严刑峻法，更能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让人得到更多的保护；唐时经过隋朝的大动乱，‘仁政’思想被深深引入到法律之中，确立了整个中华法系。统治者的‘仁’理念更多地释放出了人的创造性，通过科举制度，民贵君轻等一系列制度思想，把保护人的存在发展确立起来，调动了人的创造性。同时‘仁’中追求的无讼境界，强调社会秩序的自然和谐理念也深深地影响中国，慎杀也开启了一系列诉讼程序的建立之路。
（3）完善稳固时期；指唐以后到清末；随着中华法系的基本确立，以后的历代统治者基本延续了这些法律，只是在关于‘为民伸冤’的制度上，开始建立‘三司会审’、‘九卿圆审’等一系列刑事法律程序上的制定与改进，这些也都基本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要求。但是伴随着宋以来的‘理学’入法，使得人性化措施未能进一步发展到现代人权方向，反而是人的创造性进一步被压抑，人性化也没能迈进人权保护的门槛。
总之，封建社会前期，经过对重刑主义的反思，单纯的‘以暴抑暴’理念受到儒家理念的质疑，‘宽仁’理念进入到
刑法中起到了缓和统治，调动了人的积极性、创造力，造就了汉与唐的盛世，后期随着‘理学’的所谓；‘存天理，灭人欲’的深入整个社会体系，刑事法律的秩序保障活力不断丧失，越来越强的君主专制也使得近代
刑法理念不能确立。稳定的刑事法律可以稳定千年中国社会生态而不使其出现问题，但却不能保护和建立一个有创造活力的社会，在西方列强不断入侵，民族存亡之时，‘救亡图存’掀起了社会变革的巨浪，也在彻底变更着刑法典理念。
三、社会危机下的
刑法
1840你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千年独立发展的社会体系，西方列强的炮舰让封闭的传统中国一去不复返，整个民族开始陷入到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无数仁人志士从‘师夷技长以制夷’，向‘变法图强’，再到革命建国。只是这一切都是在围绕宪政、
宪法而运行，可以说整个中国百年屈辱史就是对宪政的追求史，而在这个过程中刑事法律原来所具有的稳定性，也面对着严重的挑战，一些落后的
刑法理念越来越受到质疑。在西学东渐中，不断介绍而来的西方理念冲击着接触的人们，零星的刑事方面的变革在被动与主动中逐渐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