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
产品质量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国家赔偿法》等特别法对残疾和死亡赔偿作出的特别规定，一般来说，受害人或受害人的近亲属依据这样的特别法，一方面较容易得到残疾或死亡赔偿，因为在侵权的构成要件方面对加害人要求更严格一些，另一方面得到的残疾或死亡赔偿金数额可能较低，因为这样的特别法通常采取了限制赔偿的态度。根据《解释》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但就残疾、死亡赔偿适用这些法律、法规时，也应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实际情况：第一，我国涉及到残疾和死亡赔偿的一些特别法规，由于颁布的时间各不相同，加上近些年来国民经济和国民平均收入的快速增长，有的特别法已经不适合当前的实际情况，多数特别法规定的赔偿数额偏低，如国内航空运输旅客的残疾和死亡赔偿最高限额为7万元人民币，铁路旅客的人身伤亡最高赔偿限额为4万元人民币；第二，个别特别法规打上了浓厚的行业保护烙印，没有对受害人及其近亲属提供公正的保护；第三，某些残疾、死亡赔偿问题，如医疗事故导致的残疾或死亡，本来不应当由特别法调整，但是由于历史原因都被特别法所调整 [9]。
无疑，应该提高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提高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有助于当事人预防事故的发生，或者使事故的发生控制在社会可以接受的水平。事前的预防比事后的补偿更重要，与其把金钱放在对受害人的事后补偿，还不如将其放在对潜在加害人的事前预防。当事人会考虑高额赔偿费用而不断提高安全度，预防、减少事故的发生。现实情况却是，我国的服务、消费行业的安全问题一直是个待解决的问题，其安全未能得到保障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经营者一旦发生侵权只支付较低的赔偿费是重要原因。
另外，提高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使我国实际运作的损害赔偿制度进一步与国际接轨。我国已加入WTO，一旦发生损害，美国“在近期的一些案件中，原告得到的赔偿数额之大，足以危及整个企业的存亡” [10]。而我国法院适用我国法律赔偿，数额很低，极不利于我国消费者，也极不公平。当然，我国法院若对中外经营者区别对待，既违背WTO不歧视原则，也不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