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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今天私营企业主阶层发展和组成状况如何？他们有何政治诉求？与清末商人相比他们又有哪些异同呢？
第六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显示，1993年到2003年的10年间，私营企业增长了33倍多，年均增长28.87％（截至2004年上半年，私营企业累计登记已达到334万户）；注册资本由1993年底的681亿元增加到2003年底的35305亿元，增长了52倍，年均增长48.41％（截至2004年上半年，注册资本已达42146亿元）；从业人员由1993年底的372万人增加到2003年底的4299万人，增长了近12倍，年均增长27.72％（截至2004年上半年，从业人员已达4714万人）；私营企业产值由1989年的422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20083亿元，增长了48倍，年均增长47.15％。[32]
报告同时显示，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不同时期的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来源差异和变化很大。1980年代最早创办私营企业的，主要是原体制外和最边缘化的群体。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一部分机关干部和技术人员，甚至包括教师、学者也开始“下海” ，由“官”、“学”而“商”创办的公司。1989到1997年是干部、技术人员“下海”的高峰时段。到1997年以后，随着国有和集体企业改制进程的加快，大批原来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管理者在改制中成为私营企业主。1999年以来开业的私营企业中，有25.7%的业主是原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目前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仍处在积极增强经济实力、努力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的阶段。其最理想的定位是“社会贤达”。
与清末商人相比，当前私营企业主有着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在社会来源上还是比较复杂的。清末商人主要由旧士绅转化成的近代新式知识分子和一些旧官僚组成，他们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和教育背景，具有较强的公民意识，占有大致相近的社会资源，比较容易形成一个“共同体”。[33]而当前的私营企业主几乎来源于中国社会的“士农工商”的各个阶层，由于他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资源的占有差别悬殊很大，而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34]使他们仍然没有形成一个彼此认同的“共同体”，而且由于文化素质的参差不齐，很难认为这个阶层就整体而言已经具有了较强的公民意识。
其次，虽然有些已有了相当的经济实力，但是，私营企业主并未出现强烈的政治欲望。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士也产生了较强的参政要求，但由于国家权力系统的严格控制，其参与的政治活动主要集中在国家行政体制之外的各级人大、政协和工商联，农村则是在村委会和村一级的基层党组织。[35]而清末商人则是那个时代推动民主宪政的“最强音”和最根本的动力。
再次，现今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参与政治往往是以个人为单位，能否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主要取决于个人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声望。私营企业主组织的作用并没有显现出来。[36]在清末，商会不仅数目庞大，而且在引导、鼓励商人们参政、议政方面，在训练人们的民主素养等方面的作用十分明显。
最后，清末商人们要求变革封建专制政体，实行“君主立宪”，而现今的私营企业主并没有要变革国家根本政治体制的要求，他们只是希望适当的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从而维护本阶层的利益。[37]
那么是不是由此可以断定当今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就没有追求宪政的愿望呢？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仅从当下看，私营企业主阶层对当代中国宪政的推动作用还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这个阶层是一个开放性的阶层，它不因身份、地位、民族、智力、性别等等因子而天然地欢迎或排斥某一类人。相对来说，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可以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才干，运用自身所拥有的社会资源进入这个阶层。“从身份向契约”运动在这个阶层的表现地最为明显。在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改革的过程中，这个阶层的优秀分子必然会被吸收到国家的政治体系中来，因为“每一个未被吸收到政治体系中的社会阶级都具有潜在的革命性，挫败一个集团的要求并拒不给它参与政治体系的机会，有可能迫使它变成革命的集团”。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和知识经济的到来，单凭运气或钻法律和政策空子而发财致富将会成为历史，进入到这个阶层的人们更多的是具有相似的文化素养和追求，从而逐渐形成一个相互认同的“共同体”，他们将会组成更多独立的团体来反映和表达自己的呼声。[38]他们的民主、平等要求无疑会给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注入新鲜的活力，“吹皱了一潭春水”。[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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