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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做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明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情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应该责备他极端任性。同样，当私人想违反事物的本质任意妄为时，立法者也有权利把这种情况看做是极端任性”。 显然，马克思对法权现象的理解，已不再抽象地诉诸于自由、正义和人类理性，而是强调必须以事物的客观必然性为基础来创制法律。人的本质决定着权利现象的价值属性，并且成为认识权利问题的一个现实的基本出发点。人的地位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程度，往往是评价体系价值取向的一个重要尺度，进而构成划分权利体系类型的基础。人的社会交往活动乃是权利现象赖以滋生和形成的深厚源泉，也是权利现象不断发展的基本动力。人永远是一切社会组织的本质。
众所周知，社会是一个具有多层次结构的、通过内在矛盾的解决而发展着的，并且在自我调节的基础上来发挥功能的有机系统。任何一个社会在客观上都要求具有社会调整体系，以满足社会生活的一般需要。这是因为，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秩序性和组织性，这种秩序性和组织性是社会自身的内在属性。社会自身的秩序性和组织性，不可避免地表现为一定的行为规则体系。社会主体要求的固定性，常常通过统治阶段意志的中介，凝结为一定的法律规则、规范和制度，这对于确立社会的秩序性和组织性是至关重要的。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调整机制，体现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意志，有利于建立起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使社会成员摆脱单纯偶然性、任意性的羁绊。对此，马克思指出：“这种规则和秩序，正好是一种生产方式的社会固定的形式，因而是它相对地摆脱了单纯偶然性和单纯任意性的形式”。没有权利要求的固定化，没有法律调整，没有一定的规则和秩序，社会生活就会处于混乱不安的状态之中，甚至导致社会有机体的“溃解”。这是权利要求规范化的社会价值之所在。
法律来自于社会，服务于社会。是社会创造了法律，而不是法律创造了社会。法律与社会密不可分，法律是“社会系统的结构”，法律离不开社会，社会也离不开法律。权利的理想与权利的现实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我们的法律人所要追求的就是将这种现实差距最小化。任何人要理解或研究法律，都必须分析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同时，应清醒地看到，任何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又离不开法律与社会其他要素的关系。如果说，立法、执法等是法律制度的内部运行机制，那么，法律与社会其他要素的关系构成了法律制度的外部运行机制。在法律制度不尽完善的社会里，要建立和健全法律制度，并真正树立法律的权威，充分发挥法律在调节社会生活方面的积极作用，深入研究法律的外部运行机制往往显得更为重要。人们在观察社会时不仅采用经验性方法，而且运用一定的价值观进行理性思考。同样，在研究权利与社会的关系时也应采取多角度的思维方法。
何清涟教授说过：“人类的历史就是从来是一个不断出现问题并不断解决问题过程，人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升善恶，发挥创造力。至于每一个时代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则需要那一时期思想家的认识水平和社会责任感。思想家的认识水平与社会责任感决定了这个时代的高度，政治家的操作能力与兼容性决定了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权利现象来说，情形同样如此。对权利的正当性追求，提升了关注人性的时代高度。对权利的法理追求，提升了理性的法治境界。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在我们这个时代，让更多的人获得更多的权利，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理想。这个理想本身既是依法治国的基础，也是依法治国的目标。权利，人们为之向往与追求的东西；法律，人们为之信仰与尊重的东西；无论怎样，人们都应认真对待它们。因此，我们每个人必须为权利也就是为法律而斗争。这是我们的义务，也是我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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