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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本案偏向于刑事案件，不宜适用不当得利。同时认同Daviswei的秘密窃取不成立的观点。
Cfit的问题：
我只是有两点疑惑：
1．银行是靠赢利生存的商业机构，可是在这个案子里一点也没有体现出“客户是上帝”的商业行为准则。一般商业行为的原则是：在尽量减少损失的前提下，让客户满意，保护自己的声誉。可这件事中，银行既不急于追钱（人家还钱都不要），也不顾客户的意愿（许打电话给银行，得到的答复是还不还都得坐牢），更不怕败坏名声（自己出了错还有脸到处张扬）。什么原因？
2．全国人民选出代表组成人大，人大代表制定法律，法官按法律判案，判的结果却糟到了绝大多数人的反对（至少在网上是这样）。是法官曲解了法律，还是人民代表制定法律时没有代表人民的意愿，反正这中间肯定有问题。
高冀飞回复CFit ：
银行在案发后第三天发现ATM被盗之后就开始查找取款者并向警方报案。而此时(案发后第三天)许霆已经携款潜逃，许霆在逃离广州的路上想到要将钱还给银行，于是联系银行。银行是在报案之后，才接到许霆的电话。许霆确实打过电话，但是银行说：”现在我们控制不了了，我们已经报案了，你还款可能还要坐牢。”银行说的是实话，因为许霆的行为涉嫌盗窃，银行是无权干预刑事司法的。而许霆一听这话，就一不做，而不休。继续携款潜逃。这是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的案情。
另外，假如许霆事后积极退赃，则属于酌定的从轻\减轻情节，但许霆没有这样做。如果在银行报案后，许霆自首并积极退还赃款，可能也不会有这样的结局，但许霆也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逃亡一年，使司法机关浪费警力通缉和追捕，使银行方面承受经济损失(间接损失是银行资金周转的可得利益)。因此，许霆除了是初犯，由于有机可乘偶发犯罪动机，一贯表现良好外，不具有任何法定\酌定的从宽情节。从认罪的态度上，也不能说属于较好。
Cfit再回复：
你说许霆如果积极退款，态度好一点，别逃一年就不会这么重，我不这么认为。
法院认定许霆犯的是“盗窃金融机构罪数额巨大”，里面没有提到逃亡和态度问题。“盗窃金融机构罪”是指许的取款行为，“数额”是固定的，和逃不逃没关系。而在法官认定的罪名下量刑已经是最低的了，态度再好也是无期。同案的郭判的轻是因为数额没到“巨大”，才有考虑态度的余地。
说许打电话时银行已报案，这不是许的错。存款是实名制，许的卡是单位办的工资卡，银行找到单位就可以联系到许霆，但他们没和许霆联系，而是选择了地一时间报警。
事实上银行和警方找到单位时，许的队长就把许的联系方式给了银行了，但银行不和许联系。还是队长把银行的电话给了许，许主动和银行联系的，银行的人告诉他还不还钱都得坐牢，许是躲避非法牢狱之灾才逃亡的。
Cfit提出了很有意义的一个问题，就是法律的民意性或说意志性问题，同时这个问题蕴含着恶法的判断问题，但本次没有讨论，很是遗憾。
笔者问题：
“您能在今天关心许霆案，说明您是热衷法律的法律人士。有您这样的法律后生，我深感中国法治也许也有一线光明。不过有三个问题，我这里提出来与您讨论讨论。首先是社会危害性确定的广泛性问题——或说有罪无罪问题的认定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点是有罪无罪是否必须由专业的法官来进行？审判委员会做出有罪无罪决定，参加庭审的人必须遵守应该吗？普通人真的不知道社会危害性吗？陪审团确定事实与合议庭确认事实，谁更科学性？有人说民意何以逐天涯，请您发表合议庭广泛性代表性的意见。第二是量刑的公开问题——量多长的刑，被告没有必要知道原因吗？社会也没有必要知道吗？请您对本案量刑的自由裁量权问题把表意见。第三就是“恶法是不是法的问题 ”，本案是适用法定事实，那么这种法定事实的法是不是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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