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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经济的高速发展，为诸如此类的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这些国家实行较多的行政干预，政治上裙带风盛行，法治残缺，儒家色彩确实十分浓厚。于是有人开始沾沾自喜：儒家文化将在2l世纪占据主流地位，21世纪是东方文明的世纪。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一段时期曾在全球甚嚣尘上。有不少西方学者也随声附和，坚信儒文化将成为21世纪的主流文化。奈斯比特在他的《亚洲大趋势》中写道：东方正在兴起，人类正走向“亚洲化”；公元2000年正是龙年，也将由此启开“龙的世纪”；西方需要东方，远胜于东方需要西方。在这种西方话语背景下，一些人无法抑制夜郎式的兴奋，一些学者于是拣出故纸，极力推崇已朽的儒家文化，试图从儒家伦理的破瓦颓垣里寻找不可毁坏的永恒基石，作为对西方话语的回应。“许多有影响的学者开始从自己原来明确倡导的以科学、民主和人之主体性为宗旨的现代文化立场撤退，回到以‘天人合一’观念和伦理中心主义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 本来国内学界历来对儒家文化具有清醒的批判性认识，由于东亚虚旺的繁荣迷茫了一些人的视线，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取向的改革兴起，近年来出现了纲纪崩丧、社会信用低落、人文精神失落的现象，亦为国内儒学的勃兴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发展契机。儒家文化成了医治现代文明创伤的一剂良药。固守自然主义、礼治模式的新儒学与以解构主义为核心、以批判工业文明的弊端和现代化的负面效应为立足点的后现代主义由于相近或相似的文化价值取向使二者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共存，甚至对接或形成奇特的联姻。” 这股思潮反映到经济上，表现为“伦理型市场经济”观及对日韩模式的盲目追从。 反映到政治上是干预主义盛行，搞行政导向型市场经济，威权主义政治观成为热门。反映到法律上，则是有人提出道德的法律化，有人把源自迂腐的儒家伦理的民间习俗亦作为民间活法，作为法治的本土资源，与国家法并重；还有人甚至认为儒家伦理中的等级观念、服从意识有利于培养人们的守法观念。
确实，“儒家传统在塑造东亚现代性中所起的作用，已显而易见”， 东南亚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虽不能说是伦理型市场经济，但确有浓厚的儒家色彩。儒家伦理为东南亚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内在支持，是被得到了充分开发和利用的人文资源。“儒家伦理提倡‘宁俭勿奢’，‘克勤克俭’，主张节俭自律，宋明理学更提倡‘存理灭欲’的禁欲主义”， 形成了东方人崇尚节约，耻于奢侈的行为模式及低消费、高储蓄的生活习惯。而高储蓄为东亚的工业化提供了雄厚了资金基础，由此银行可以不问企业是否有还款能力，是否会归还借款而对企业能够随贷随给，尤其是对政府扶植的某些关系企业给予源源不断的支持，这是不以追求短期利润为目标而不惜代价占领市场的日本模式及企业高负债率的韩国模式得以长期维持的根本原因及社会基础；同时，人们的低消费、节俭习惯导致国内需求不旺，依托本国市场，经济不会有大的发展，加上儒家文化对权威、对大型化的崇拜，造成了企业向外的过份扩张，出口旺盛，经济结构成为出口导向型；儒家伦理中的等级观念、服从意识使威权政治较易确立，并得以长久维持，在这种行政导向型市场体制下，国家的经济计划、产业政策能得到较为完整的贯彻和执行，经济增长目标得以实现；同时，国家也较容易集中财力，重点扶植某些朝阳产业和少数关系企业，航空母舰式的、恐龙型的大型企业集团得以短期内形成，能与西方一些老牌企业抗衡；至于最有特色的日本终身雇佣制则更是儒家伦理观念，如忠君思想、宗法意识等最鲜明、最集中、最具体的反映。由此看来，似乎儒家伦理是东南亚经济发展的基本营养素。
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1997年5月，美国哈佛大学华裔学者杜维明教授在为自己即将在大陆出版的《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作序时声称：“放眼将来，具有儒家特色的现代化东亚出现的可能性极大。”话音未落，几乎就在同时，被现代新儒家推崇至备，为儒学发展提供了有力证据的东亚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几乎整个东亚被拖人泥淖，东亚模式彻底破产，“人们开始怀疑，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不符合经济全球化的自由主义逻辑，更不存在建立在所谓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基础上的发展模式。所谓‘儒家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个经过精心制作的‘伪学术问题’而已。” 这恐怕很令杜维明教授等现代新儒家失望(杜先生曾多次谈到如果东亚争气的话可令儒学更加倡兴)。那么，东亚金融危机的成因是什么呢?对此，众说纷纭，全球范围内到底有多少种观点，无以计数。依笔者看来，儒家伦理对东南亚经济的发展提供的内在支持是一种畸型支持，在这种支持下的发展是畸型的非均衡发展，是一种虚幻的繁荣。儒家伦理对东亚经济既是营养，更是病毒，是东南亚经济崩溃的致命因素。高储蓄支持下的发展使东亚经济犹如土堤内高涨的洪水。毫无安全性可言，一旦有风吹草动，发生货币贬值，人们就会釜底抽薪，引起银行挤兑，发生支付危机，堤岸坍塌，洪水一泄而光，像恐龙一样成长，像恐龙一样灭绝；节俭意识形成低消费，造成国内需求不旺，光靠国内需求难以拉动本国经济增长速度， 导致经济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宗法意识造成只重人际关系不讲游戏规则的裙带资本主义及家族经营，在家族伦理的主导作用下，法律形成虚设，法治残缺，正因为如此，在印尼、马来西亚、日本等国，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为政治危机；以等级观念、服从意识为社会伦理基础的国家干预主义，造成人治现象泛滥，政金商三位一体，腐败成风。
所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与其说是金融危机不如说是文化危机，它宣布了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的破产，东方主义神话的破灭。如果说儒家伦理对东南亚经济的腾飞起了内在的支持作用，那么这种腾飞仅仅是芸花一现，是不朽的腐木上绽放的一朵艳丽的毒蘑，是可卡因带给隐君子的那种亢奋。其实，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早有人认识到了东亚的内在危机，早在1994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就批评亚洲模式侧重于数量扩张，轻技术创新，不重效率，所谓亚洲奇迹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会幻灭。职是之故，以东亚经济腾飞为背景的——儒家文化可以转换出现代化——的学术神话是不成立的，儒家伦理之“内圣”开不出民主法治之“新外王”，儒家伦理与法治精神是相克的，二者是根本冲突的。儒学所固守的儒家伦理无论怎样限定，在本质上都是农业文明的主导性文化，都是源于封建专制的人治文化。它的主流只会化约和消解法治的力量，阻滞中国走向法治的进程。说现代儒学是封建意识形态是鲁莽的，因为它毕竟在创造、在转化，很少有新儒家要对儒家文化进行全盘肯定。但要说儒家伦理是封建意识形态，则毫无不当。
在分析儒家伦理(传统文化)与法治精神的这种相克相合关系时，不得不提及学界很有影响的“法治的本土资源论”。苏力先生在他的《变法，法治及本土资源》一文中强调：“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的本土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他写道：“中国现代法治不可能只是一套细密的文字法规加一套严格的司法体系，而是与亿万中国人的价
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相联系的。” 本文和苏文有着一个共同逻辑起点：中国走向法治之路，要加强立法、执法，要学习乃至移植西方法律，但是真正要使中国走上法治化之路，更要关注本土传统文化(本土资源)。所不同的是对传统文化(本土资源)的态度上，本文与苏文走向了相反的两个方向，苏文认为本土资源中蕴含法治的质素，传统、习惯亦是法治的一种，对传统文化持基本的肯定态度。而本文主题旨在证明，左右我们行为模式、思维方式的儒家伦理是我国法治的最大障碍。本文对传统文化持基本的否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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