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司法对舆论监督的保护
如前所述，舆论监督在维系司法权的公正行使，进而维系社会安全与稳定的同时，其言论与评价司法的行为在一定范围内又需受制于司法评价。而且，在媒体对公民的某些权利造成侵害，引起法律纠纷时，司法还要对传媒是否构成侵权或犯罪，以及承担怎样的责任进行裁断。最近几年来，调查式的深度报道十分盛行。这种长篇报道涉及的事情复杂，牵连的人物众多，一字之差，谬之千里，新闻界名誉侵权、诽谤官司频频发生，讼案经年不断，总编叫苦不迭，报刊生存艰难，多栽花少挑刺成为一些报人的明智之举，舆论监督遂付之空谈。因此，对舆论监督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司法保护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在我国，1998年8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份《解释》连同1993年6月1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一起为法院审理新闻案件保护舆论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
按照民法中认定侵权的一般规则，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权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对于捏造并散布某种事实，破坏他人名誉的诽谤行为，如果情节严重的（手段恶劣，引起被害人自杀、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则构成
刑法诽谤罪。对于用语言、文字的方法，公然贬低、损害他人人格尊严，情节严重的行为，则构成
刑法侮辱罪。对诉讼中司法保护舆论监督的原则，根据我国现有法规，参考学者们的相关论述并借鉴国外立法，，笔者归纳出以下几点：
1 对国家公务员和公众人物提起名誉权诉讼规定特殊的举证责任。在美国，是通过纽约时报公司诉沙利文上诉案和格茨诉韦尔奇（出版公司）案确立公众人士（包括国家公务员和公众人物）的特殊举证责任的，前案确立了“实际上的恶意（actual malice）规则”，后案则明确了非公众人士不需证明媒体“实际上的恶意”，只需证明内容确实失实并给原告造成了损害，该案还界定了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的范围，主要包括完全公众人物（比如社会名流、影视体育名星、社会团体领袖等）和有限公众人物（被动的卷入重大事件而出名的普通人）。公务员握有相当的公共权力，其行使权力的过程和方式是否合法，对社稷安全、公民权利的保障至为重要，理应受到传媒更为严厉的监督。如果允许公务员轻易提起名誉权诉讼必将导致政府对传媒的控制，公民言论自由权利将会丧失。也就是说，如果新闻媒体批评监督省委书记，有轻微失实引起诉讼，法院审判时应考虑首先保护新闻界的舆论监督权；而国家级的大报去监督一个普通工人造成失实，法院要考虑首先保护普通公民和法人。至于对公众人物与公务员同等对待，是因为这些人具有很强的影响力，经常受到媒体关注，也比较容易左右传媒，比普通人拥有更多利用传媒澄清不实报道的能力。
工商企业和工商界人士因其产品受到批评，这些工商界人士一般不被视为公众人物，不适用法律对公众人物的限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认为：“新闻单位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内容基本属实，没有侮辱内容的，不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主要内容失实，损害其名誉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其名誉权。”这主要考虑到工商界人士以商业信誉为生命，在法律上要给予其一定的救济和说话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