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现代法治的理念普照下，“无法司法”的状态究非长远之计，“二元司法”在实践中遭遇到的冲突也并非鲜见，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由此受到极大影响，
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已经到了非尽快进行不可的地步了。
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改业已成为一项紧迫的立法任务，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乃是，此次修改
民事诉讼法绝非一件轻而易举之事，而是一项极其艰难的系统的法制建设工程。其缘故在于，此次
民事诉讼法的修改面临着诸多新型的挑战，如全球化的挑战、社会化的挑战、民主化的挑战、科技化的挑战等等；需要解决好诸多矛盾关系，如
民事诉讼法的法律移植和本土化的关系问题、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和维护我国政治体制的关系问题、民事诉讼法的自身完善和系统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的关系问题、不平衡的区域发展水平与统一司法之间的关系、地方保护利益的排除与司法的地方化需求之间的关系等等问题，都是需加全局平衡、妥善处理的难题。这些问题不处理妥当，欲修改制定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
民事诉讼法是难乎其难的。在这其中，用以指导
民事诉讼法修改的理念最为关键。
民事诉讼法的理念是
民事诉讼法内容的最高抽象，
民事诉讼法修改若小而言之，则固有的理念未必发生变化；然而若大而言之，局部的修改累积到一定程度，则必致理念的整体变迁。我们可以说，较之1982年试行
民事诉讼法而言，1991年修改而成的
民事诉讼法在理念上则基本一致，虽稍有变动（如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限缩法官的职权领域），但根本的理念并未发生变化，尤其是作为塑构民事诉讼新体制的理念体系，并未发生变动。正是在此意义上，方有学者认为，我国现行
民事诉讼法依然是传统
民事诉讼法的延伸或沿袭，而没有根本性的突破。我们这次讨论的
民事诉讼法修改，主要的或者说是首要的变化，乃是集中在赖以指导
民事诉讼法修改、贯彻于
民事诉讼法全部领域的精神层面的变化，也就是
民事诉讼法的理念的变化。
民事诉讼法的崭新理念的体系化出现，确证了
民事诉讼法修改的急迫性和必要性，同时也蕴含了民事诉讼修改所可能展开过来的全部新型内涵，
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所出现的全部新型内容，均可以在逻辑上回溯至
民事诉讼法的新理念预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