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体主体性的法学——以后现代主义思想为主线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批判启蒙、批判现代性的哲学思想。它认为启蒙以来的近代西方哲学是建立在一些虚构的概念之上的，诸如主体、自我意识、理性、真理等等。后现代思想家从各个方面攻击了启蒙运动发明的“理性主体”。在结构主义看来，没有先于环境存在的主体，主体是被各种关系和结构建构出来的，孤独的个体其实并不存在，人就是某种结构或者关系所编织的一个巨大的网状物中的一个小小的网节，人永远都是被决定的，自由意志的主体从来没有实现过。福柯继尼采提出“上帝死了”之后，又提出了“人之死”的说法。可以说，近代主体性哲学中笛卡尔的“我思”式的主体以及个体的在先性地位在后现代主义话语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反主体性思想在具体的法学研究上也有很多反映。批判法学学者邓肯•肯尼迪分析了古典私法的结构，并指出个人主义是古典私法的意识形态基础。肯尼迪认为私法并不是只能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来认识的，而且从“利他主义”的角度也解释得通。例如侵权行为法要求行为人对他人造成的损害给予赔偿，契约法也要求对不履行契约给相对人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这些都可以理解为对当事人课以利他主义的义务。所以，一切制度都可以从个人主义和利他主义两个视角加以说明，个人主义并不是唯一正确的认识论。美国有学者利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研究了纽约法院关于产品生产者对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的产品责任的判决，研究表明：纽约法院最早把生产者对第三人的责任建立在产品的内在质量问题上，认为生产者对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的责任是由于产品的危险性导致的。这反映了一种“主体与环境”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法院后来的判决推翻了先前的理论，认为生产者对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的责任基础是生产者对有可能给他人带来的危害是具有可预见性的。从而把责任的立论根据从“主体—客体”转换为“主体—他人”。这些都可以被视为一种反主体性的后现代法学思维模式。
　　后现代主义着重于消解，而不注重建构。但理性主体性被消解后，处于后现代话语下的哲学家不自觉地为法律活动设定了一种新的主体性理论，即“个体主体性”，认为法律不是由抽象的理性主宰，也不是由司法精英主宰，而是通过参与其中的所有个体间的对话、商谈、沟通而形成的决定或共识。
　　哈贝马斯创立了人们交往行为中的“对话理论”，成为继分析法学派的逻辑方法、新修辞学派（以佩雷尔曼为代表）的说服方法之后的第三种基本的法学方法。这种对话理论认为，对话是人类行动、特别是思想沟通的基本的、重要的方式，不仅在精英文化中如此，在大众文化中也如此。在文化多元、价值多元的现实社会中，特别需要一套具有价值性的对话沟通机制。但对话机制无法实现传统意义上的统一理性，只能实现有限度的理性的统一：理性的统一性只是在对话和交涉的过程中的一种偶然的理解和暂时的合意，也只有在此中情形下，理性的统一性才有可能，因此，它是一个永恒的命题，是一张未给人们提供终点站的长途车票。这种有限的统一理性是哈贝马斯不愿意把自己混同于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原因。
　　费希是直接提出“个体主体性”的法学家。他激烈批判自由主义理性观，认为几百年来人们被告知理性和信仰是不同的，理性是中立和客观的，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而信仰则是盲目的。在二者发生冲突时，放弃你的信仰，服从理性，这是最基本的公民责任。而法律是人类理性的集中表现，因此服从理性表现为服从法律。那么，理性又是从哪里来的？自由主义的回答是，理性不是从哪里来的，而是自然规律和人类本性的体现。然而，费氏则持相反的立场：“理性总是从某一地方来的，经常是从国家的正式主张，从党派的宣言，从法律的文本中表现出来。‘自由主义并不依赖于对理性的探索，而是依赖于对理性的假设，根据这样的假设，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对立就被制造出来了。’”显然，建立在这种自由主义理性观基础上的法治是教人们、甚至迫使人们放弃自己的具体的个体生命体验和丰富多彩的人类生活，而接受齐一性的法律规则和定于一律的行为模式。这是违背主体性要求的。因此，他强调解构并放弃自由主义传统的基于假设的“理性的主体性”，而站在更为实用的立场上，强调“个体主体性”，以恢复人的本来的主体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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