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法的历史源远流长，从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再到17、18世纪古典时代的自然法，都是以理性作为人类行为的标准。亚里士多德在论述法律统治优于人治时说，“应由法律实行其统治，这就有如说，惟独神和理性应当行使统治；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因为人的欲望中就有那样的特性。热忱也往往会使拥有职权者滥用其权力，尽管他们是芸芸众生之中的最优秀者。因此，法律……可以被定义为‘不受任何感情因素影响的理性。”中世纪神法法学也离不开理性这一范畴去解释法律，但认为人的本性是没有理性的，因此不得不运用理性去设计各种可行的方法和制度，来对付堕落的人类，因此体现理性的法律是神用来对付罪恶的产物。可见，文艺复兴前的自然法学与文艺复兴后的自然法学不同，文艺复兴前的自然法学否认人具有理性，认为法的理性来源于上帝。
　　文艺复兴以后，理性虽走下神坛，却被启蒙哲学家抽象化，成为脱离经验世界的超验的绝对命令。康德认为，法律和道德不应当像以前的自然法哲学家所说的那样，建立在经验人性（the empirical mature of man）的基础上，而应当建立在理性命令基础上的先验的“应然”世界。黑格尔认为，一个自由的人是一个能够使其自然的情绪、非理性的欲望、纯粹的物质利益服从于理性的、精神的自我所提出的更高要求的人，理性的基本要求是尊重他人的人格和权利。
　　法律上的人正是按照这样一种抽象的理性标准来塑造的。法律鼓励人们的利益最大化的行动，因而契约自由是理性的。在法律责任的问题上，把自由意志作为承担责任的根据，这是因为既然人的行动是受自己自由意志支配的，他就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犯罪和侵权的行为人要为由自己的主观过错导致的损害后果负责，契约的当事人要为由自己自愿签订的契约负责。
　　继承罗马法传统的大陆法在17、18世纪基本上受理性主体性思想支配，但一个波澜壮阔的支流不容忽视，这就是德国的历史学派。以萨维尼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并不认为法律是不能更改的理性的产物，而是复杂的经验环境的结果。他们反对把法律主体塑造成抽象的理性的主体，提出法律是植根于民族精神而自然长成的，法律的主体应当是民族，本文称之为“民族主体性”。萨维尼在《论当代立法和法理学的使命》中写道：“……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初期，法律如同一个民族所特有的语言、生活方式和素质一样，就具有一种固定的性质。这些现象不是分离地存在着，而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机能和习性，在本质上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具有我们看到的明显的属性。这些属性之所以能融为一体是由于民族的共同信念，一种民族内部所必须的同族意识所致。任何偶然或任意原因的说法都是错误的。”“法律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民族力量的加强而加强，最后也同一个民族失去它的民族性一样而消亡。”萨氏认为每个民族有不同的民族精神，因此有不同的法律原则，他反对在民族历史、民族精神得到彻底研究之前，根据自然法编纂民法典。
　　应该说，萨氏的“民族主体性”仍然是理性主体性的分支，其特点在于用民族理性代替一般的抽象的理性，强调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对法律的影响。这种思想对我国法学发展亦有重要影响。邓正来先生曾撰文提出“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概念，作为对盲目追求和接受西方法律价值的批判，实际上也是一种在后现代话语包装下的民族主体性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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