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一）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
（二）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
余论：
对
刑法谦抑性问题的思考。 谈谦抑性不能脱离罪刑法定和犯罪构成
刑法第
三条：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是罪行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体现，从法条规定上看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法律规定了犯罪行为和法定刑的，要严格依照
刑法的规定定罪量刑；另一方面，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而谈到罪行法定原则的时候，我们往往只言后者，不提前者。大概是因为依法定罪量刑是理所当然的，不需要特殊强调。
但是在如今
刑法上大谈谦抑性之时，强调法条的前半句话，似乎越来越有必要了。
谦抑性是
刑法的特征之一，这是由于
刑法在众多部门法当中处于保障法的地位。
刑法的谦抑性概念在教材中的表述为，其他法律能调整的就不用
刑法解决，能用其他手段解决的，就不启动刑罚。笔者以为这样的概念是片面的，容易使谦抑性超脱于法律的规定。谦抑性是从行为评价意义上谈谦抑性的，而不是从规范选择意义上说的谦抑性。
在
合同法上规定了可撤销的合同，包括因欺诈订立的合同和受胁迫订立的合同（
合同法上的合同包括书面的和口头的），只要行为不损害国家利益，则合同就不是确定无效的，而是可撤销的，只要在一年的除斥期间内享有撤销权的主体，即受欺诈、胁迫而订立合同的当事人不行使撤销权，则丧失形成权，合同为有效合同。这条规定体现了民法上的自愿原则和
合同法上经济合理的原则，尽量地促成交易，尽量使合同有效。另外，这种对公民私权的侵犯，因为权利人享有处分权，所以国家不宜过多地干预。民法上有句格言说：“自己是自己权利的最佳维护者。”此言有理。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公法和私法调整对象及所追求的价值是不同的，体现的调控手段就不同。公法主要追求秩序的价值，体现为对公民行为的介入和干预，私法主要追求自由的价值，要求主体意思自治。法律所共同追求的价值即自由和秩序，但民法是尽可能扩大主体的自由；
刑法则是保障公民最后的自由不受侵犯。因此，民法更注重自由，
刑法更注重秩序。
对于同一法律关系，公法私法都可以加以规范。对于同一行为，不同性质的规范都可以做出评价。最典型的例子是犯罪行为也要承担民事责任。这就是竞合问题，竞合从字面理解是“同时该当”或“竞相符合”。责任竞合的前提因素往往是先存在规范的竞合。王利明老师从德国法理学中借鉴了责任聚合概念，法律责任的聚合和法律责任的竞合，这个法理上的概念界分令人耳目一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规范竞合可以有两种后果，一种是责任竞合，责任人只能被归责主体选择一种责任形式进行制裁。另一种就是责任聚合，即两种以上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可以同时承担，并行不悖。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就是两类性质不同的法律责任，可以发生聚合。在刑事自诉案件中，自诉人可以选择提起自诉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也可以撤回自诉，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在公诉案件中，尽管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是否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不是按照被害人意志处理的，当事人不能行使任何的处分权。而只能由国家公诉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是并行不悖的。
那么
刑法中规定的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有书面合同）和强迫交易罪，是否都是民法中的受欺诈或者胁迫而做出的民事行为，是否都是可变更、可撤销的民事行为呢？是不是民法上给出了解决的办法就不用
刑法了呢？这不是对
刑法谦抑性的正确理解。虽然同时符合了不同法律规范中的行为模式要素，但是不同规范的法律后果要素是不同的。法律规范的构成要素我们在学习法理时都已经了解，包括三要素，即假定+行为模式+法律后果。不同规范的行为模式可能相同，但法律后果可能不同。比如
刑法条文的行为模式是罪状、法律后果是法定刑。我记得在第一次学习
刑法时，我们老师在黑板上形象地画了一块蛋糕，用来解释
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关系，蛋糕分为两层，上面的蛋糕代表各个部门法，下面薄薄的一层是
刑法，当刀切到底部的时候也就代表着行为触犯了刑律。这个图说明了
刑法的地位是保障法，在其他部门法的调控手段不足以遏制某种违法行为时，才能启动刑罚权。因此
刑法是在其他法律机制均失灵的情况下为社会防御设下的最后屏障。如果公认“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的话，那么
刑法应该是最低限度道德的底线。那么两层蛋糕的边缘是什么？这个边缘当然应该是缝隙越小越好，而且是界线越清晰越好。这个边缘实际上也就是入罪的标准——在形式意义上可以与犯罪概念化等号的犯罪构成。当然形式上符合了犯罪构成尚且不够，还要确实达到严重危害社会的程度。而
刑法第
13条但书的规定实际上是在分则每条具体罪名的罪状后面“隐身”了。
刑法的谦抑性只是司法官适用
刑法时要追求的价值，起一个定时提醒的作用，要求其每次审理刑事案件时都要小心谨慎。不能以这种理念性的东西代替法定的犯罪构成去出罪、入罪。因此，强迫我做出选择的话，我宁愿信仰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分则构成要件，而不是抽象的
刑法谦抑性。而且谈到谦抑性，当前有些刑法学者和司法工作者可能会“剑走偏风”，形成一个极其不良的恶习，实际上是一个极端。即认定行为是否犯罪时，最先考虑的不是犯罪构成要件，而是在其他规范当中找依据。如果他对其他规范的内容有准确理解还好，一旦他对相关法律是个外行，则可能会任意出入人罪。对
刑法谦抑性过分追求并极端化，其表现就是对刑法典本身不信任，对认定犯罪的犯罪构成不信任，最终势必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