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三种主要证据现象的分析中看到，需要法官考量的是事物——对物的鉴定和确定、现象——对真象和假象的区分和本质——达成事实的真正构成。事实的法律解释受到法规范的范畴限制，因而本质上讲是一种法律视角的侧显。因为有许多的法律关系本身已隐含了其秩序的基本特征，于是诉诸事物的本质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在一定的界限内是正当的；同时与此相反的法规范，也附加在一些尚未完全规整的事物之上，与其现象本身是不可分离的。[18] 在一些反复出现的较成熟的社会关系中探究事物的本质是可行的，这样法规范已统摄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于本质自身中，因而法规范本文犹如视界之框架限制着法官的视野，形成在规范本文于事实之间的“眼光之往返流转”。[19] 在现实中，法官就是带着对事物本质的法律理解或法律解释的前见来审视事实的构成。正因为有这些法律上的限制，法律事实的认定未必完全符合于事物的本质运动，有时因为主要证据被法律否定致使相反的次要证据占据主导地位，于是可能出现完全相背于事实的法律认定。[20] 因此有必要探讨在合法占据范围内如何证立事实的问题。
　　三、法律事实的证立
　　法律事实的证立关涉到一个前提，即在法律过程中我们是在寻找客观的真理还是仅仅是事实。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真理是一个与事实相符合的问题。如果一个陈述是真的，那么必定有某种事实使之据以为真。事实属于何物存在的问题，是本体论的问题。证明和证实属于寻找真理的问题，因而是认识的概念，但不能把它们与我们所要寻找的事实混淆起来。”[21] 因而我们并不需要从事实中归结或认知真理，而是适用认知的方法去探求事物、现象和本质，这两者既是对立的又是相互关联的。
　　法律事实之所以成立，有赖于法律论证的有效进行。而法律论证的特征在于其受现行有效法的约束，[22] 因而法律事实的证立受限于现行有效法框架的局限，但是认知的基础却不是法律本文，而是一个预先就已经存在于我们周围的作为普遍性基础的世界。[23] 这种世界由此形成我们认知事物的基础条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每个人的前见——一种关于世界知识的预备性知识和每个人的经验——一种个人在生活行动中积累的指向事物功能意义的知识。这两方面的知识，一方面都是认知事物所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正是这两种知识致使每个人对事物、现象和本质形成个别的见解。根植于个别人意识中对事物现象的体验，其形成必定是多样的，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也各有不同，因此需要有法律事实证立的一定规则。
　　首先，在法律事实的证立过程中，在将事物现象还原之际，有必要排除伦理、道德和习俗等的因素对现象还原造成的偏颇。因为伦理道德等因素的渗入，致使人的认识因素中带有价值论的评判，但是有无价值的评判相对于事物存在的表象并不一一对应，[24] 而且价值评判最终的结果是向体现个人价值方面转化（如认为保障社会秩序目的是为了每个个人获得最大的权利和自由等）。实质上，法律事实是一个可以通过论辩得以证立的命题，允许当事人从自身价值的立场出发据理力争。而法官却处于中性的地位，对现象的还原也应处于中性样态，对还原中被扭曲的现象变样从其本质中予以矫正。因为从一个现象向对其进行真实分析的反思本身过渡，会产生一种新现象，在此尤其注意将新、旧事物现象加以区别。[25] 因而在实践中法官第一层次上通过直观感知事物的现象，在第二层次上对旧有把握的现象通过反思深入其本质，从而把握本质意义上的排除了外在和内在影响因素（如外界舆论和内心价值判断）的事实构成，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事实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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