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机制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模式深受前苏联影响，具有“侦查中心主义”传统。1996年修订
刑事诉讼法，为克服“先定后审”，实现庭审的实质化和中心化，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主要有：（一）改卷宗移送为“复印件主义”。即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只向法院移交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法院对起诉只进行程序审查，不进行实体审查。（二）庭审实行对抗和辩论。由公诉人、辩护人向法庭出示证据，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互相质证、辩论。（三）原则上要求证人必须出庭。如
刑事诉讼法第
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的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些改革措施，对于阻断侦审联系，限制侦查案卷对审判的过分影响，防止“先定后审”，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但从实施情况看，由于立法本身的缺陷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侦审阻断的效果并不明显，“侦查中心主义”色彩仍相当浓厚。主要问题有：（一）庭前预断依然存在。虽然检察机关起诉时不再移送案卷，但仍需移送“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照片”。由于我国负责庭前审查的法官与庭审法官不分，必然导致庭审法官在开庭前即接触侦查案卷及案情，难免产生先入之见。（二）法官“庭后阅卷”。
最高人民法院等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4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在法庭上出示、宣读、播放的证据材料应当当庭移交人民法院，确实无法当庭移交的，应当在休庭后三日内移交。对于在法庭上出示、宣读、播放未到庭证人的证言的，如果该证人提供过不同的证言，人民检察院应当将该证人的全部证言在休庭后三日内移交。”据此，许多地方检察机关借机将全部案卷均移送法院，导致法院“庭后阅卷”，庭审重新流于形式化。（三）当庭质证难以开展。由于大多数证人、鉴定人不出庭，庭审中书面证据仍很盛行，控辩双方无法开展有效的交叉询问和质证，庭审的对抗性不强。（四）法官与侦控方庭外单方接触较多。在庭审之外，法官往往与检察官进行私下沟通、交换意见，甚至为控方出谋划策。实践中，还存在政法委协调定案现象，更是把这种单方、秘密接触予以制度化、经常化。因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侦审之间仍然具有明显的因果联系，“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真正决定中国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命运的程序不是审判，而是侦查”。[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