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关于水权纠纷的传说，这是各种水利传说中仅次于水源地的一个种类。这类传说的真实意愿就是通过民间水利传说的演绎，表达对传播者有利的水权秩序。同时，对潜在的侵权者施加精神上的约束。例如，前面我们讲的三七分水，钻为瓮，油锅捞钱，五义士坟等故事，都属这一类。这些故事中，除了山西花塔张姓青年，有村有姓之外，其他传说均无法考究其真实性。甚至，我们无法考察其发生的大致年代。在水利学者眼里，它最多只能算故事、传奇之类。问题是，这些传说在当地人眼里，是真实的，可信的。虽然，这些传说在外乡人眼里，是一些荒诞不经的胡言乱语。但是，生活在水利区的民众并不这样看，它就是发生在昨天的真实故事。因此，每年，都为这些以身殉水的英雄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这决不是毫无任何实质意义、纯粹民俗形式的娱乐表演。通过这些隆重的仪式，水权观念，水资源共享观念深入民众心灵深处。在特别干旱地区，这些仪式的表演还带有节水教育的功能。在人们为英雄人物的豪情壮志感激涕零的时候，节约来之不易的水资源是顺理成章的。近代以来，民间水利传说的特点是少了神话的色彩，多了权力运作的成份。这与中国近代地方政治腐败，地方水利组织的衰微有重要关系。河北涿州流传着一个“龙票”的传说。这个传说涉及涿州西疃村开渠引拒马河水灌溉的历史。据西疃村民李恒珍、李宽等介绍，明代天启年间，有一个大太监，借当时朝延屯田的机会，想索取涿州大木团 柳一带民田，并从北拒马河上游引水种植水稻。要修建引水渠道，就要占用西疃、西城坊两村土地。为了达到目的，该太监答应西疃村可用渠水灌溉农田，并发给西疃村“龙票”一张，作为用水凭证。虽然，该项灌溉工程因为施工困难，没有完全实现。但是，西疃村段的渠道已经挖好，又有“龙票”作为保证。因此，西疃村水利灌溉就从明天启年间逐步发展起来。西疃村村民一直把这个“龙票”视为珍宝，注意收藏。土改时，村民刘克良在汪姓家中的废品中发现一个包裹。其中有一块黄绫子，上有团龙图案，以及“奉天承运”四字。此外，还有一些小字，已记不清了。后经“四清”、“文革”，这个“龙票”就找不到下落了。 这个传说，是笔者所接触的水利传说中，最有可能实际发生的事件之一。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该传说的真面目仍然不清楚。因为我们仅凭“奉天承运”四字，以及黄绫子，以及龙图案仍然无法确认该包裹确实藏有“龙票”。这一传说的现实含义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西疃村地处拒马河下游，用水没有保证。到了清代，情况更为严重。因为拒马河上游房山县王、洛两庄居住着一些旗人。旗人常常多占水资源，又不负担工役，引起下游水利用户不满。但是，每当水权纠纷发生后，官府慑于旗人势力和特权，往往偏袒旗人，压制汉人，使得纠纷愈演愈烈。既然旗人有特权，官府害怕旗人，那么西疃村要维护自己的权利，也必须加强自己的势力，以抗衡旗人特权。因此，他们借“龙票”传说，借助皇权，以抗衡旗人以及官府。这实际上是弱者颇不得已的被动选择：幻想通过皇权来抗衡官府压制以及旗人特权。当然，这一传说是如何处理明代皇帝与大清王朝的关系，我们不得而知。如果有人对这一解释还有疑问的话，那么，“三块砖的水”的传说，也许会使我们对这一社会现象有进一步了解。清代，北京白云观在房山张坊镇落宝滩一带设有一座“下院”。它在寺院附近占地数百亩，形成了一个田庄，当地民众称其为“老道庄子”。为了灌溉庄子农田，该寺在拒马河岸挖了一条水渠。这显然违犯了水权取得的基本原则——先占原则和河岸原则。而且，既不尊重河道用水惯例，又不照顾下游老灌区利益，致使下游用水日益困难，特别是干旱季节，该田庄深挖水渠，拓宽渠道，使下游几乎到了无水灌溉的地步。为了生计，下游诸村不得不联合起来向县衙控告。由于，该寺主持，身穿“黄马褂”，往来京都，结交权贵，赢得了上级官员庇护，当地州县衙门，竟然无人敢揽这个官司。万般无奈，下游水利用户决定诉诸武力，自行解决这一纠纷。他们联合起来，聚众给“老道庄子”填沟，并约定打架死亡一人，赔地四十亩，作为抚恤之费，由十六个用河水灌溉的村庄共同负责。“老道庄子” 针锋相对，也雇佣了许多护沟人员，并承诺每捉到一个填沟的，奖给银元四十元。相持多日，下游诸村民众，终因财力物力不足而自动撤回。但是，由于天气大旱，渠内滴水全无，眼看庄稼将颗粒无收，乡亲们推选代表进京告状。代表们在京城呆了一、二年，但是，官司仍然毫无进展。代表的悲苦遭遇感动了下榻饭店的掌柜。该人家住距西疃村二十余里的房山县曹庄，与西疃村是老乡亲。其兄长是为慈禧梳头的太监，自愿帮忙疏通一下。一天，其兄为太后梳头时趁便将官司的情况详细向太后说了一下。太后一边听，一边询问了双方开渠年代、涉及村庄和人口数、土地面积等情况。最后，她说：“传我的旨意：新灌渠要服从老灌渠，少数人口要服从多数人口，小的土地面积要服从大的土地面积。一个‘下院’的二、三百亩地，有三块砖宽的水口，就足够用了，其余河水全部放给下游村庄百姓浇地。如有抗旨不遵者，由当地有司治罪。” 慈禧谕旨一下，当地衙门立即遵照办理，问题得到解决。这一传说的真实性，我们也无法考究。就像第一个传说一样，其基本元素仍然涉及皇权、有权势的老道庄子、无权无势的下游百姓。其解决程序是借助一系列偶然性，使问题得到了最高当局注意，在皇权干预下，违法行为得到纠正，正义得以伸张。这一纠纷解决的民间意义是通过皇权干预，以特权对抗特权，最终使纠纷得以解决。由于，法律在基层社会不是伸张正义的蒙面女神，而是为虎作伥的狺狺之犬；不是保护弱者的护身符，而是强者渔肉乡里的工具。在这样的情况下，下游民众把对法律秩序的渴望转变为对皇权、特权的渴望，希望通过传播这一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产生影响基层社会权力运作，进而维护其来之不易的水权。可以想象，上述传说最终也将为上游村庄所熟悉，对他们而言，不管相信与否，“三块砖”水权是他们权利的最终界限。如果试图超越这一界限，不仅要承担违犯谕旨的代价，而且，还要在心理上背负违背裁判的伦理代价。同样故事，在干旱的豫西地区也存在。据当地老人传说，“在清朝初年，栾村有一富户女子嫁给路井村张姓为妻，因路井村缺水，婚后她经常把婆家的衣物带回娘家洗涤，其父见女儿用水艰难，遂将自己每旬两天的浇花园水，让出一天陪送给女儿，供路井村用水。路井村人非常欢喜，修了十几里长的渠道，还在村中挖了个陂池。后来下硙村人不让水下流。就开始打官司。光绪年间，官司打到北京。当时路井村有个张凤池的人是慈禧太后的御膳官，路井村人花了许多银子，通过张凤池将下硙村截水案件告到朝廷那里，朝廷下了圣旨，断明水仍归路井使用。路井打赢了官司，就用一两黄金浇铸在铜锣中央，敲一下声音远听十里，四乡群众听到锣声，知道这是朝廷断给路井的水，就没人敢截水了。” 这一故事除了有四社五村以水作嫁妆的影子，其他情节和“三块砖水”的故事几乎如出一辙：慈禧太后、金砖（金锣）、梳头太监（御厨）、疏通关节、打赢官司，其真实性也一样无法证实。正如调查人员最后所说：“民间传说仍是一个未解之谜。1、关于富户陪送女儿一渠水问题：明碑记为重修，陪送渠水是否在嘉靖之前，尚待考证。2、关于光绪皇帝或慈禧太后御碑，也是一个谜。据路井村张希曾老人介绍，光绪年间，确实因打官司向北京用牲口送过很多银子，同时该村张氏家谱记载，张凤池确系光绪年间慈禧太后的御膳官。但上述五碑的发现，证明不了光绪年间有无御碑的事，故附记以备考。” 虽然，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然而，过去已经形成的有约束力的先例、裁判，仍然是水权习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有人要突破它的防线，必然要背负道德的代价。这是任何人在侵犯他人权利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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