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碑刻是民间水利自治组织从事水权管理的产物，是基层社会水权运作的辅助手段。通过对碑刻的宣传可达到水资源共享，避免用水纷争。首先碑刻确定水资源共享的原则。这主要表现在水利碑刻对水源共同享有或集体享有属性的确认。如《新修洪山泉源碑》，记述了知县王正已因为洪山泉水不足，难兴大利，组织人员调查、勘探水源，挖出新泉七孔，引水利民的事实。 因为是官方主导的水利行为，所以水权就为流域居民共同享有。一般而言，水源地都竖有关于水源由来的碑刻，以确定水权归属。简单说，就是通过碑刻向世人宣告水权人的范围，即那些人可使用这些水资源，那些人不能使用。四社五村水源地沙窝村龙五庙，除了祭祀水神，同时还供奉“清道光七年四社五村龙五庙碑”。该碑和龙王庙具有同等重要性。它把水利制度与神权紧紧地结合起来，将世俗的水权与宗教神权结合起来。这样，民众所用之水，不再是普通之水，而是神水。既然是神水，那么民众共同使用就是理所当然的。其次，对用水原则做出明确的规定。例如，山西四社五村、陕西泾惠渠、清峪河灌区，均实行自下而上，轮流灌溉的用水制度。为了强化这一原则，重要渠道，竖立了碑刻。如《八复水夺回三十日水碑记》碑阴刻有会议章程六条，具体规定了贯彻自下而上灌溉制度的办法，以及违犯这一规定的处罚方法。山西《王官峪五社八村水规碑》规定的用水原则是：第一，“用水分村分浇也”，也就是说，灌溉按照一村一社的顺序轮流进行；第二，“各社分占水分定数也，东涧西涧占东渠十八分，西渠八分共二十六分”等等， 也就是说，每一个村社所享有的水资源数量是固定的；第三，“各社用水先后次序也”，即规定各社用水的次序；第四，“罚款各样各色也”，即对堵塞渠道行为规定了处罚办法。 再例如，民国十六年（1927年）韩城《三村九堰公议规程碑文》规定，渠道维修，“每年挖渠，自下而上”：用水顺序，“轮水初挡日，准渗渠水通流三日，然后自上而下送富村八堰水一日，再轮富村水十日，再轮北村水六日，再轮南周村水六日，周而复始”，“泡蓝、沤麻，系已成庄稼，不论水轮某村，准三村同用”；如果“堰冲渠崩，准将分水日暂行停止。俟工成水归渠后，再看水轮至某村，另接续起”。 如果有人违犯水利规程，“任意截水浇地并私行盗水者，三村公议重罚”，“八堰浇地之日，准新开渠道经过之地先浇，余水始准以外之地再浇，不准乱浇，不准私开水渠引水，违者同工议罚”，也就是说，凡是违犯水规的行为都要受到相应地工役处罚。 该碑还对渠道经过之地的补偿作了规定。再次，确定分水权是水利碑刻民间运作的重要职能。在这一点上，水利碑刻的功能与水册的功能是一致的。不同之处在于，水册是以积极的方式确认水权，而碑刻则以消极的方法对水权做出排他的安排。在水权涵盖范围方面，水册比较全面规定了与水权使用有关的所有细节，不仅有水程的详细描述，也有工程维护、工役补偿、违犯水规行为的处罚等具体内容，而水利碑刻内容简单，可看作是由个案组成的水利管理案例。这是由水利碑刻的特性所决定的。因为碑刻记载内容有限，使它不可能像水册一样，进行大篇幅叙述，只能以简练的语言表达较为复杂的内容。因此，在题材选择方面，它只能是一事一碑，或一个类别事件一碑。不可能在一通碑上表达系列事件，或者连续反映比较复杂的事件。规章碑只能反映与此有关的内容，官司碑则只能反映与纠纷解决有关的内容。最多只是在反映案件解决过程的基础上，在碑阴重申有关规章制度以及水权习惯。分水规定，碑刻与水册也有相当大的差异。碑刻只能以抽象的语言，对分水情况做出规定，例如山西洪洞与赵城两县的分水原则是“三七分水”，具体到每一个支渠、每一个村庄、每一个水利用户，应该怎么分，就语焉不详了。而水册则不仅可以对干渠分水原则进行概括规定，甚至可具体到支渠、每一个村庄，甚至每一个水利用户。例如陕西省清峪河灌区《高门通渠水册》、《清峪河源澄渠水册》，其水程都具体到了每一个水利用户。这样执行起来，就很方便，也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纠纷。又次，通过对官司碑的公开展示，向权利相对人展示自己的权利，借此以警告对方，遵守业已形成的惯例，否则，可能要导致相应后果。官司碑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官方管理行为的结果。如以渭南万盛堡□玉桥水权纠纷为例，县官“邓□绶断定，各守旧规，不许阔宽渠道，令将□玉桥前后断案勒石，永息争讼，庶不致弱之肉强之食也”。 这一碑刻，就是秉承县官命令而建立，其目的使处于不确定状态的水权关系明晰化，从而维护现有水权秩序。但是，从实质上看，官司碑的运作是通过对碑刻的信仰、神圣化等形式，对乡村社会施加的一种传统影响，而不是简单地对官方司法判决进行说教或者宣传。从其社会功能来说，官司碑有强化成员之间团结，一致对外，防止水权利流失的功能。在清峪河灌区，常常因为不能很好地执行水规，导致水权流失。例如，《八复水夺回三十日水碑记》就记载了八复渠由于利夫不能坚持自己权利，致使三十日一天的水程被上游沐涨渠夺去。后八复渠通过诉讼，于光绪五年，又重新夺回了三十日水权。为了巩固这一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八复渠于光绪七年四月立碑以为警示。 因此，官司碑具有对内与对外的双重作用。特别是在对外方面，以乡族观念为主导的水权争夺，鼓励村社成员为了共同体利益付出包括金钱、生命在内的牺牲。很多村社将为了村社水权利益牺牲的成员称为英雄，甚至将其神化，为其树碑立传，供奉在水神庙里。同时，给予其子孙后代享受用水优待之特权。清代道光五年（1825年），四川千功堰，西河之北坪，新冲出一河，水量湃入黑石河，引起西河淤积严重，致使千功堰无水可灌溉。邛崃、大邑、崇庆、新津四县用水户推选郭之新为长河堰长，率众前往修堰，与其他渠堰发生争执。郭之新为了灌区广大民众的利益，据理上告。屡告不准，不得已拦舆控诉，却被诬为“控词冒渎”而定罪，投狱90天。但郭之新，毫不气馁，多次上诉到制台衙门。后经官府派员查勘，终于使湃走水量仍归故道，，恢复了四县农田用水。民众有感其功德，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用水户以“功遍西河”的匾额相赠。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清政府旌表他为“正八品官”，并赠“寰宇煦春”匾额。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用水户在大邑县韩场镇为他建立石碑一座。 最后，重要碑刻所在地也是水权裁判所。水碑一般都存放于公共活动、公共宴饮、共同祭祀之所。这些地方，在传统中国社会往往都指向一个地方，即宗教场所或宗族祠堂。如果是在同一个村社，它可能就是水神庙，也可能是家族祠堂。这些场所是公共活动地方，是解决村社重大问题的场所，自然而然，也是解决水权问题的场所。这些地方，是存放祖先牌位的神圣之地，也是唤起民众历史记忆的场域。通过对祖先、水神的祭祀，可强化人们对水利碑刻的历史记忆。从而将其升华为一种朴素的感情。因为这些公共活动场所，往往是水权械斗时，聚集民众，战前动员，鼓舞士气的场所；也是械斗后，祭祀牺牲者，将其英名写入族谱的圣地。对内，是处罚那些不执行水规，浪费水资源，侵占他人水权的裁判所。在山西一些水利区至今还流传着“碑（庙）前打死，碑（庙）后埋”的谚语。 其寓意是碑刻所在地就是神圣的裁判所，在这些场所可对那些不遵守水规，肆意用水，甚至恶意挑起事端者，实行这一古老缄言。这一民间裁决所，实际上是借助神灵的神秘力量，对普通民众进行的、遵守水规、章程的教育。因为，从社会学家田野调查的结果来看，大家都津津乐道这一民间谚语的威力，但是，很少有人能够证明其实施的情况。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借助这些神圣手段，确实能够以较少的成本维护水权规章制度的运行。另外，碑刻通过将社区民众对水利事业的贡献记录于石碑的方式，满足了人们将自己的恩泽推及于后代的想法。 在社会学家所做的水利调查中，每当自己祖先的名字出现在石碑上的时候，都会激发他们的自豪感。也许，他们仅仅为水利工程捐助了几元钱，但是，当这一简单的数字，经过若干年的历史岁月，以碑刻的形式再次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时候，其性质完全发生了变化。事实上，这些碑石上留名者的后代，就是今天热衷于水利事业的社首、渠长。他们的付出，又会激励其后代继续造福社区。就这样，我们看到，治水社会的历史的责任在他们的手里一代一代地传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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