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民商分离强化了对交易安全的维护。与民法比较注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要求不同，商法中对当事人的意思自由作了较多的限制。商法中包含有较多的涉及
刑法、社会法等与经济活动有关的公法规范，这些规范具有明显的国家强制性。在法律适用上，公法规范具有优先效力，这种优先效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当事人的行为只有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才被认为是有效的，单纯的不违反法律规定并不构成行为合法的当然理由；二是在法律适用上公法规范可以排斥私法规范而单独发生效力；三是对于带有公法性的规定，当事人不能通过协议或章程而改变其内容。就商法本身来说，为了突出对交易安全的维护，商法在商行为的法律控制方面实行了强制主义和严格主义。通过商业登记、消费者保护、不正当竞争之禁止、商业垄断之限制等一系列规则调整商主体的行为。不仅如此，商法还比较注重商事行为的独立性，强调每一行为的有效与否仅仅取决于该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而与其它行为的效力无关。与此相关联，商法非常强调对信赖利益的保护，强调行为的外观效力，公示于外表的事实纵与真实的情形不符亦确认其行为效力，而不需要探究行为人的内心真实想法。以上这些制度对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保障交易安全具有非常显著的作用。
第五，民商分离扩大了交易习惯和交易规则的适用范围。在商法制度创立的初期，为了有效调整商人之间的商事关系，特别是跨地区、跨国境的商事关系，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促进商事贸易关系的正常发展，商人们根据商事交易的实际需要，创造出一些习惯做法和惯例。即使在现代社会，习惯仍然是各国商法的重要渊源之一。交易习惯由于反映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因此为交易主体所主动遵守，并对交易主体的行为形成必要的约束，具有较强的确定性和确信性。交易习惯在市场经济关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提高市场的自律水平，降低法律的运行成本；可以填补法律的空白，解释法律的含义，使法律得以更加合理的施行。
（三）民商分离的历史局限性
民商分离虽然适应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代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的形成。但由于商法从一开始便带有商人习惯法的局限性，是实用主义和折衷主义的产物，其立法过程缺乏类似于民事立法那样的理论准备，因此在缺乏理论准备下建立起来的欧洲各国商法体系，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其内容被不断修改和补充，从而成为发展最快、变化最为迅速，但同时又缺乏必要理论指导的法律部门。 [5]随着现代生活的发展，民商分立的一些先天不足也逐步暴露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