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采取准用性规则，刑事责任虚置。
《草案》和其他立法一样，采用准用性规则的方式来处理刑事责任问题。这种做法不仅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附属
刑法模式来处理不一致，也会导致刑事责任落空，法条被虚无的后果。对于
《草案》所规定的垄断行为，除了串通招投标行为在《
刑法》和《
招标投标法》中有规定可以援引外，其他的垄断行为的刑事责任找不到法律上的依据。规范的缺失必然导致责任的虚无，刑事责任的规定形同虚设。
3、责任追究机制欠缺，制裁无从实现。考察整个
《草案》对垄断行为的刑事责任该由谁来追究，程序如何启动均未作出规定。而世界上通行的做法是由
反垄断法主管机关负责告发是没有疑问的。而在此之前的《
反垄断法（送审稿）》中，用第六章专门规定了反垄断调查的有关事项，其中第
55条规定：商务部反垄断主管机构发现违反本法的行为涉嫌犯罪的，应当将案件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这条规定虽然从程序上来讲会存在很多问题，但至少是对刑事责任追究机制作了一个交待。按照现行
《草案》的规定，反垄断主管机关在发现了涉嫌犯罪的垄断行为后，该如何移交案件缺少依据。
4、行政垄断无刑事责任，刑事法网粗疏。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化，有效规制行政垄断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日益突出。行政垄断给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比经济垄断造成的危害更广泛、更持久、更严重。其不仅损害了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也危害了其他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利益，不仅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扰乱了国家的行政管理秩序，所以在中国，行政垄断已成众矢之的。其理应成为刑法规制的对象。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当前中国，反行政垄断的任务要远比反经济垄断要大得多得。而现行的
《草案》第
50条规定：行政机关和公共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由同级或者上级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此规定基本上沿用了《
反不正当竞争法》对行政垄断的责任规定，只规定了行政责任，而且这种行政责任也存在诸多问题。[49]
（三）构建我国反垄断法上的刑事责任制度的思考
通过前面对世界各国的
反垄断法的刑事责任制度的考察与分析，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对构建成我国反垄断法上的刑事责任制度制度提出如下建议：
1、明确责任对象，分别确立罪名。根据各国通例和垄断行为的严重危害程度，建议
反垄断法对核心卡特尔和行政垄断，以及严重违法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加以刑法规制，按照每一种垄断行为的本质特征，分别确立罪名。依次可确定为卡特尔罪，行政垄断罪，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罪。至于纵向联合限制竞争行为和企业合并行为，包括后果不严重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作为刑事责任的对象，会抑制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市场活力。在立法体例选择上，可由两种办法：一是按照各国的通行做法，采用附属模式，在《
反垄断法》中直接规定每种垄断犯罪的罪状、法定刑、刑种、刑度等内容；二是按照我国的立法传统，以准用性规则的方式指引适用，但应在《
反垄断法》颁布前，先制定一个
刑法修正案，置于“扰乱市场秩序罪”一节下，规定具体的垄断犯罪。
2、在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上，应包括短期自由刑和财产刑两种，财产刑适用于实施垄断行为的企业和相关责任责任人员，短期自由刑适用于相关责任人。财产刑不能完全代替自由刑。如前所述，对于计算得失的犯罪来来说，成本是其考虑的重大因素，如果成本高于收益的，则会停止犯罪行为的实施。而罚金存在诸多不足，所以当罚金不足以威慑作用时，应选择自由刑的方式。当然，在实施自由刑时，要注意把握刑罚最后手段性原则，作为最后手段使用，且刑期不宜过长。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和我国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类犯罪的法定刑，建议用采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财产刑主要考虑罚金和没收财产。处罚原则也应采取双罚制，对单位判处罚金，对个人判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3、健全责任追究机制，明确
反垄断法执法机构负有告发的专属权，在执法过程中发现的犯罪案件，由其侦查后移交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作出安排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垄断犯罪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行使更为合适，也会降低成本；二是既有法律依据，也有先例。《
刑事诉讼法》第
18条规定：刑事案件的侦查权由公安机关行使，法律另有规定的除非。这为
反垄断法主管机关行使刑事侦查权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而先例海关缉私局就是事例。[50]三是采取这种模式是大多数国家的普遍做法，符合国际通例。在具体体制，可以参照走私犯罪的模式，在反垄断执法机构中专门设置垄断犯罪侦查局（或称竞争犯罪侦查局），负责垄断犯罪行为的侦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