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辜的眼里,中国几千年之所以没有成文
宪法概因我们拥有“道德
宪法”,“君子廉耻之心”,而中国政治赖以建立的基础不是“功利”而是道德。只有一个民族的整体道德水准降至吧女那办时,才不得不依赖
宪法,而中国人选皇帝(今谓之“领导人”)实在是对一个人的高贵品质所产生的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的赞赏、称叹与折服,敬爱,诚如卡莱尔所谓“英雄崇拜”。倘若一民族运行至非得用法律和警察来维持社会,也实在是“一民族道德沦丧的时代了。”
由此,许总结到,在20世纪的尽头做远距离观,便可知所谓中国法律生活的进步,实在是从好高骛远的“六亿神州尽尧禹”的古典情怀,而向直认“人不过就是那么回事”的步步退守的无可奈何,也实在是从“先君子后小人”到“先小人后君子”的运动,只不过是“孔子死了”以后,中国人如何过自家日子的应急与勉强。只是,在别人为“全盘西化”摇旗呐喊,进而弹冠相庆时,梁辜看到了
宪法及其运作方式,价值追求实为外来之异物(foreign body),与古老之华夏有诸般捍格,一时间仓促拉郎配,使内外、上下矛盾,紧张而扰乱不已。辜老先生看到了这实为与“古典君子之道”背道而驰之组织与操作方式,便泪眼迷蒙中为那逝去的风景肝肠寸断,乃唱出一曲唯美诔词,而梁公则怀疑“别家生活样态的人群游戏规则乃人家一历史阶段的结果”,此一结果,能否成为“吾家历史阶段之起点?”宪政实为西方社会生活衍生出的自然之果,在其长期运用中已达到与其人生,人心丝丝入扣的磨合成为一种纯然之信仰和技巧,犹如礼俗与乡土中国之于中国人生。一套人家生活之样法于社会无据,于人心讨不着“说法”,无根之树,能结出繁盛之果吗?
上个世纪之交,两位独行特立发出的,不和适宜却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振聋发聩的声音,当今天我们细细思量时,我们难道没有发现时至今日我们不还是在“期盼贤明和期待法律”中久久徘徊而不得终?我们不依然树立着一个个道德模范?我们不依然赞颂着“李青天”或“张青天”,而不太重视制度建设?我们对法律的信仰不依然是“机会主义”吗?我们在追求宪政的路上不依然犯着“手段”和“目的”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