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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之中，或是它们的模仿，或是它们的变种。
1。法国民法典结构 [2]
《法国民法典》采取的是一个二分法的结构，实行三编制，这是众所周知的。其基本结构表现在法典的编之上：
第一编人
第二编财产及对于所有权的各种限制
第三编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
其中的第二编和第三编都是规定财产关系的，其实可以合为一编：财产。只是由于篇幅的关系，把它一分为二成了两编。这种结构与罗马法中的《法学阶梯》的结构是极为相似的，因而也被称为法学阶梯式。罗马法时期盖尤斯的法学阶梯的基本结构是：
第一编关于人（Depersonis）
第二编关于物（DeRebus）
第三编继承、契约、私犯等
第四编诉讼（Actiones） [3]
确实，把其中的第四编诉讼去掉，在基本结构上与《法国民法典》是一样的。《法国民法典》的这种结构的形成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正如《德国民法典》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结构出现也是偶然一样。如果法国人在接受罗马法时是接受其中的《学说汇纂》而不是《法学阶梯》，或许摆在我们面前的《法国民法典》结构就不是现在的三编制了。当然，历史只有偶然与必然，而没有假设。由于《法学阶梯》本身已凸现出比较清晰的结构，《法国民法典》在制定时，就无须进行新的结构设计了。或许是在法典结构的承继上法国人太过懒惰，在《法国民法典》颁布实施之后，法国的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一种罗马法的恐惧感，深怕被说成是罗马法中的《法学阶梯》而尽失颜面，有意无意地作出艰苦的努力抹掉法典的历史渊源。其早期注释法学家布内特就说过：“我不懂得什么罗马法；我只教《拿破仑法典》。” [4]由此可见一斑。
当我们把法典中的第二编和第三编合为“财产”这一范畴时，三编制的结构就可简化为二编制了，这就是人法编和物法编（这里我们把财产换成物来表述，概念更为简洁，但严格说来，财产与物是不同的范畴，特别是在法律上）。于是，通过对各种具体制度和条文的忽视，《法国民法典》的最为简洁的结构就出现了，这就是人——物对应的结构。这一结构确立了人在民法典中的中心地位，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正是这种人文主义的精神构筑了整部民法典的哲学基础，才使得《法国民法典》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渗透力，相继为后世多个国家的民法典所效仿。几乎在拉丁语系国家中的民法典采取的都是《法国民法典》的模式。 [5]《法国民法典》人——物对应结构的缺点，往往是被人们从《德国民法典》的标准上指出的，主要是没有总则、没有区分物权债权。 [6]
确实，在《法国民法典》的基本结构中，没有规定一个象后来出现的《德国民法典》那样的总则编，甚至连基本结构之下的具体章节结构中，也没有各该制度的一般规定。最初德国人发明了民法典的总则时，法国人也觉得没有总则是其民法典的一大缺憾，总想方设法为其开脱。昂布鲁瓦兹（科兰（AmbroiseColin）和亨利•卡比塔（HenriCapitant）就曾经解释说，由于起草者们希望赋予法典基础性的实践特征，因而在民法典里略去了总则一编。 [7]然而，这种解释是苍白的，没有任何历史的根据。没有设立总则是《法国民法典》的一个历史事实，这是固有的法律传统一脉相传的结果，而不是法国人的疏忽。在民法典之前法国学者的著作里没有类似于总则一类的内容，而德国则有。没有总则是《法学阶梯》风格的必然结果，选取《法学阶梯》结构作为基本参考材料的民法典，就是现代的立法也无法安排一个总则来。何况没有总则不一定就是缺点。《德国民法典》之后的许多民法典也并非都象《德国民法典》那样设立总则，设立总则的《德国民法典》的总则部分在实践效用上并不突出，甚至于可能是法典条文的摆设。因为在没有具体法律条文时，才有可能适用总则的条文，而具体的法律条文在分则中往往都有表现的。若真如此，则总则的规定反而成了一种立法资源的浪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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