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死刑复核过程中辩护权的缺失。我国法律虽然对死刑判决特别增加了一道复核程序，然而对于如何进行死刑复核，“在刑事诉讼和司法解释中均缺乏具体的诉讼性程序规定，在具体运作形式上类似行政机关内部的业务报批手续”，[3]使得这一程序实际上根本不具有诉讼性。”在死刑复核程序的现实运作过程中，没有辩护人，没有控诉方参与，只有法院(官)在这个司法剧场中上演着''独角戏''。”[4]这一过程本质上属于一种行政审批过程，是复核机关一种单方的行为，不可能给被告人留下辩护的空间。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主要表现在侦查机关侦查死刑案件，习惯于以刑讯逼供、或者诱供、骗供等不当手段取得证据，不但严重侵犯人权，而且往往会酿成错案、冤狱。这些年这类案件不时见诸报端。除前述河北承德死刑案外 ，近几年曾经震惊全国的案件还有不少，例如，几乎被冤杀的云南杜培武案，因证据明 显不足但又曾被三次判处死刑的云南大学生孙万刚案，曾被一审判处死刑，二审改为无 期徒刑，后被证明无罪，屈受8年牢狱之苦的浙江温州董文栵案，与此案审判过程如出 一辙，饱尝7年冤狱的黑龙江杨云忠案，以故意杀人罪被适用死缓，蒙冤入狱14年的辽 宁李化伟案，因被疑参与故意杀人而被两次适用死刑、最终无罪释放的河南唐县农民王兰甫、周培林、刘年祥案，因被怀疑抢劫而被判处死刑、后因真凶被抓而被宣告无罪的 甘肃杨文礼、杨黎明、张文静案，因被控故意杀人而被判处死刑、后被无罪释放的广西 南宁邓立强案，等等。这类罪涉死刑而最终被定无罪的冤案错案背后，无一没有刑讯逼 供的影子。我国法律禁止刑讯逼供，我国也参加了联合国《反酷刑公约》，然而这类现象迄今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这既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更有现实的制度缺陷。法律中“沉默权”制度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缺乏、侦查机关权力过大以及几乎不受外力的监控、律师介入诉讼过程时间过晚以及权力受限、一些地方领导对刑讯逼供现象的容忍和 迁就，都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如何有效遏制这种野蛮现象将是我国一项十分艰巨的长 期任务。
4.死刑犯申请减刑权、赦免权的缺乏。根据《公约》第6条第4款，“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有权要求赦免或减刑。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减刑。”《保障措施》第7条也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有权寻求赦免或减刑，所有死刑案件均可给予赦免或减刑。”这就意味着，任何死刑犯都应当享有申请减刑或者赦免的权利。尽管这种请求最终不一定会得到满足，但在程序上满足这种权利却是一个国家应尽的义务。世界上现存死刑的国家，多数都对死刑犯规定有申请减刑、请求赦免的权利，如日本、美国等均是如此。我国刑法虽然规定对适用“死缓”的罪犯，如果在考验期间没有 故意犯罪的，在考验期满后应该减刑，但这并不是国际公约所要求的减刑措施，因为它 适用的是“死缓”考验期间的罪犯，而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减刑，是针对被判决死刑，并 且面临立即执行效果的罪犯而言的。通过赋予死刑犯这种权利，给其提供一个争取再生 的最后机会。而在请求赦免方面，我国现行法律没有规定大赦制度，对死刑犯当然不可 能大赦；虽然
宪法规定有特赦制度，但法律并没有规定死刑犯有请求国家给予特赦的权 利；对某一罪犯适用不适用特赦，完全是由国家主动决定的。而从建国以后我国执行特 赦制度的情况看，从1959年到1975年间先后实行了7次特赦。第一次是针对战争罪犯、 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其余6次都是对战争罪犯实行的。此后，我国再没有实行 过特赦，更没有特别针对死刑犯适用特赦的。我国死刑制度中死刑犯申请减刑、假释权 的缺失，是影响死刑程序正当性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