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解释与推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弊病：一是与德国法上的物权行为理论价值冲突。物权行为是处分行为之中最重要的一种，物权行为理论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其无因性，物权行为无因性是站在保护第三人交易安全利益的角度，认为既使债权行为不成立或无效，物权行为的效力也不受影响而有效；而在无权处分行为中，若以原权利人的追认与否来作为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的根据，则是站在原权利人利益的角度上，是从保护物的静态安全利益出发的，这与物权行为理论的价值相冲突。事实上，当债权行为不成立或无效时，为了保护第三人的交易安全，有物权行为无因性之适用；而在无权处分行为中，当债权行为有效，只是处分人无处分权，为了保护第三人的交易安全，依“举轻明重”的民法适用解释原则，更应当有物权行为无因性之适用，而不必求助于善意取得制度来保护第三人的交易安全。二是与善意取得制度冲突。善意取得制度应当建立在成立有效的交易行为（法律行为）基础之上，这是人们的交易常识（8）。而在德国法上，在无权处分行为中，善意取得的适用却以处分行为无效为前提，一方面，处分行为的无效是倾向于保护原权利人的“静态”安全，另一方面善意取得的适用是倾向于保护第三人的“动态”交易安全。这样，在无权处分行为中法律价值的选择与贯彻是矛盾的。
　　既然不能对无权处分行为的条文作反面解释，该如何解释呢？王轶博士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还要从善意取得的权利是原始取得还是继受取得谈起。若为原始取得，则处分行为仍为效力待定的行为，交易的相对人的善意仅可弥补权利取得的欠缺，却无法弥补法律行为效力上的欠缺，也就是说，原权利人拒绝追认时，处分行为无效；若为继受取得，则处分行为应为生效行为，交易相对人的善意具有弥补处分行为效力上欠缺的功能（9）。这种立论的基础有待商榷。我们认为，善意取得的性质应当是“意定说”与“法定说”之综合，即善意取得制度以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的合意为基础，在此基础上法律作出强制性规定，两者缺一不可。当原权利人拒绝追认时，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如何呢？是有效还是无效？让我们到古罗马法中去寻找依据。由前文分析得知，古罗马法把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契约效力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可以出卖他人之物，为私法自治留下空间，也就是说债权契约有效；二是原权利人可以追夺其物，也就是说物权变动无效。这是法律强制性规范，也是保护物的静态安全价值使然。现代社会交易安全价值彰显，交易秩序本身是公共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当静态安全与动态安全发生冲突时，法律应当倾向保护交易安全。在无权处分行为中，当原权利人拒绝追认时，他认为处分行为无效；而第三人依占有外观产生的权利正确性推定规则，认为处分行为有效，两者利益不可调和，已超越了私法自治的范畴，应当提请法律公断，由法律做出选择，法律必然倾向于保护第三人利益，确认处分行为有效，善意取得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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