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共和》杂志认为，这是产业界向罗斯福总统及其新政的首次公开宣战。其中反对最有力者当属专利药联合会（PA）和美国制药企业联盟（UMMA），他们认为产业界的自我规制应优于政府规制，认为拟议的法案侵犯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基石，认为处方药的引入会剥夺美国人民自我药疗（self-medication）的权利。专利药制药联合会的法律顾问甚至说，“在我此生中，从未读过或听说过这样一部条款如此怪异，目的如此邪恶，可能带来的后果是如此有害的法案。” [12]
　　公共传媒也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指出：
　　“塔格威尔式的食品和药品法案”将会对化学、制药及相关产业的人员雇用及士气造成严重影响，所影响的相关产业包括食品业；运输业；出版和发行业，造纸业等。这将使千千万万的男男女女失业。它对谁都无裨益，伤害的人却数以千计。这部法案会带来生活水准的降低，增加医疗费用和租税负担，抑制研究和知识的发展。[13]
　　在听证会后，对这部法案进行了修改，对产业界利益作了很大的妥协，修改后编号为S.2000的法案提交给了1934年1月4日的第73届国会第2次会议，在2月27日到3月3日的听证会上，各方依然各执一词。在本届国会的剩余期限里，立法并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其原因或许在于时机，正如1933年《药品贸易新闻》中指出的，在这个阶段，国家最为关注的是经济复兴，而非药品规制。
　　三、1935-1936：FDA的迂回努力与国会山内的激烈论争
　　根据1919年立法的规定，禁止包括FDA在内的规制机构，去使用公共资金游说和影响国会成员。于是FDA采取了更为迂回的形式，FDA发放解说为什么要修改食品和药品法的宣传资料，并进行广播谈话，例如在1933年11月7日FDA东部食品和药品监督区主任Wharton就通过广播告诉公众S.1944法案是新政立法的一部分。[14]FDA信息办公室主任鲁斯•拉姆（Ruth Lamb）则自己投入金钱和精力，去策划了题为《惊骇之室》（Chamber of Horrors）的巡回展出。她用图片的形式对欺诈、无效乃至有毒副作用的药品标签和广告、化妆品制剂以及食品包装进行了展览，从而引发了消费者的部分关注。[15]
　　在1935年1月4日第74届国会第1次会议上，这部法案再度被提起审议。在1935年3月22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向国会传递一个特别信息，强调对食品、药品和化妆品要设定更高的标准，要维持对三者规制的完整性。去克服原有法律的漏洞和罅隙，他指出：
　　该做实质性的改进了。需要采取举措，将原来只适用于标签的控制，延伸适用于对广告的控制；将保护延伸到对化妆品的保护；要提供一个合作式的制定标准的方法，要发展出一个监督和执行体系，来打消消费者的猜度与疑虑；要赋予行政机关必要的灵活性，以应对产品和情势的变化……这是我对这样一部可能会在这次国会会期通过法律的个人期许。[16]
　　这算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对法律修订的一次明确表态，在大萧条时代的罗斯福，他最为关注的是经济复兴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而药品规制的确可能会对产业界的利益有所遏制。罗斯福宁愿以这种相对温和的方式，而非非常积极的方式去推进这部法律的修订。
　　在1935年4月1日，这部法律再次被提交给参议院审议，它再次遭到了来自各界的强烈反对。争议之一，在于许多企业反对授予FDA太多没收药品的权力。其中最为执著的反对者是北卡罗来纳州Vicky化学公司和密苏里州的兰伯特公司，来自北卡的参议约书亚•贝雷（Josiah W.Bailey）和密苏里州的参议员克拉克（Clark）也加入到了这个反对阵营之中。[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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