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加强反就业歧视方面的执法。首先，在实现同工同酬、反对就业歧视方面，政府应做出表率。事实上，对法律实施而言，“强制私人尊重法比较容易，国家在此可起举足轻重的仲裁人的作用，而强制国家尊重法比较不易，因为国家掌握着实力”。[11]因此，政府带头自觉守法显得至为重要。一位英国学者认为，“政府是一个感染力极强的以身示教的教师，不论教好教坏，它总在以自己的楷模行为教育整个民族”，“如果政府本身触犯法律，蔑视法律，从而会孕育社会的无政府状态”。[12]长期以来，同工不同酬、就业歧视的现象在我国政府机关中并不罕见。例如，同一地区不同行政机关之间，或同一行政机关内部的不同部门之间，做同类事务的公务员实际的待遇往往相差悬殊。此外，各级行政机关在招收公务员时，经常附加年龄、户籍、身高、视力等多种不合理的限制。政府部门本身带头搞同工不同酬，进行就业歧视，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其负责同工同酬、反就业歧视方面的执法岂非缘木求鱼？其行为又怎能具有公信力？其次，鉴于我国同工不同酬、就业歧视严重的现状，笔者认为，有必要借鉴美国和我国香港地区有关经验，成立反就业歧视委员会。“反歧会”主要负责接受有关投诉，有权进行独立的调查，协助在雇员和雇主之间进行调解，在调解无法达成和解的情况下，可协助雇员向法院提起诉讼。在就业歧视严重，或事涉公众利益的情况下，它有权直接诉诸法院。
5.完善平等就业权的司法救济途径。众所周知，法律就其自身而言本是死物，只有被运用才具有生命力。在法律适用方面，“法官就是法律由精神王国进入现实王国控制社会生活关系的大门。法律借助于法官而降临尘世。” [13]法治国家的实践证明，“如果没有独立的、拥有司法审查权的、容易接近、能实施这些权利的司法机关，那么，包括平等权在内的基本权利保障就只是一堆空洞的浮词丽句”。[14]事实上，在现代社会，法院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巨大。在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一个案件的判决，往往能改变长期以来的不合理的制度和落后的观念。例如，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最高法院的判决，对消除种族歧视实现种族平等起了巨大的作用，在美国人权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应当完善平等就业权的司法救济途径，通过立法将侵犯公民平等就业权明确列入诉讼的受案范围，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在实现同工同酬促进社会进步中的作用。
6.保护公民“为权利而斗争”。耶林在其著名的演讲《为权利而斗争》中提出，所有的权利都面临着被侵犯、被抑制的危险，权利的前提就在于时刻准备着去主张权利，要实现权利，就必须时刻准备着为权利而斗争。为权利而斗争是对自己的义务，主张权利是对社会的义务。[15]人类历史发展证实，“经典的
宪法术语对公民权利作出的承诺不会自己变成现实。很多
宪法条文都用最动听的词句来规定那些最令人向往的自由权利，在实践中却大打折扣”。“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强烈地要求运用和保护他们的权利，这些权利就会得到保护并得以运用，于是制度就能够发挥功能。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要求和决心，无论是法院、国会还是议会都爱莫能助。因此，最终能使公民权利变为现实的是人民的政治意愿，正是这种意愿创造了
宪法并让它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在任何社会中，自由都要靠人民自己去争取和守护。” [16]在保护公民公平就业权方面，我国目前仍然沿用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保护模式。例如，我国宪法虽然明文规定了公民有结社的权利，但事实上劳动者只有加入官方工会的自由，而不能自行组织工会。另外，我国宪法尚未确立罢工自由。当前，由于形势的发展，在我国一些地方，出现了资本与地方政府权力结合，当权者为富人说话，政策为富人制定的现象。如果任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将是非常危险的，严重的可能会危及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稳定。扼制这种局面的进一步发展，仅仅依靠中央政府的权威来压制是远远不够的。我国政府应当放弃“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方式，改变传统的对“群体性事件”一味予以压制的“安全高于人权”模式，采取“安全与人权并重”模式，并逐步过渡到“人权优先”的模式。[17]通过立法，切实保障劳动者通过自身的维权行动来争取同工同酬，反对就业歧视————具体而言，遵循国际惯例，立法赋予广大劳动者组织工会以及罢工的权利，同时，尽快制定《新闻法》，放松对新闻媒体的舆论管制，并以此为基础，培育我国的公民社会，培养公民的自治精神，通过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互动，最终实现包括同工同酬在内的社会公平正义，才是正确有效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