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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医患关系趋向于“暴力化”。坦率地说，这是因为法律对医院的袒护所造成的。多少年来，医院是“准国家机关”，它自己是医疗合同的一方，同时，它又是事实上的医患纠纷的裁决者。长期以来，医疗事故的鉴定者其实就是医家，许多的医疗事故都被掩盖，病家之曲不得伸，积怨甚深。一旦闹到诉讼，不但成本太高，病家取证太难；更由于医院是权力体系的一部分，它与法官有种种说不清的关系，公正审判存在制度性障碍，病家胜诉无望。因此，病家利益维护的唯一的办法几乎就是闹，“闹而胜”，不闹就只有吃亏。而闹不“和谐”，错又在病家。难怪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专门的职业“医闹”，只要出现医患纠纷，他们就以“家属”的身份出现在医院。这告诉我们，医患关系已经严重地溢出了法律之外。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过分偏袒的法律不被人民所承认”的样板。
这一矛盾被另一个因素激化了：医疗职业的整体性腐败。现在，不收红包的医生大概是没有了，除非那些实在没有本事的医生。医生一收红包，医生在病家眼中的人格就被贬低了，他的可信度就降低了，一旦发生纠纷，这种怨气就一下子发泄出来，激化了矛盾。
如果我们要问，医生行业为什么如此腐败？甚至医生本身成为一个“高风险”的职业？据调查，现在大部分的医生不主张自己的后代做医生，这是耐人寻味的，这表明医生行业已经失去了自尊。医生这一历来以“仁德”救人的职业为什么会如此堕落？这是另一个制度性问题。当然，医生的堕落是社会整体道德堕落的一部分，不过，医生堕落的“加速度”无疑高于社会一般速度。这就有个制度性问题需要追问了。
医生道德加速堕落的法律原因是对于医生职业受贿的放纵，长期以来，法律对此不闻不问，导致此类行为的泛滥。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社会正规分配制度的失权与非法分配的崛起。这种情况在与公权力有关的部门是普遍的，不是医院一家。有权的公务员向国库伸手——种种补贴。一些地方公务员收入构成中工资早已成了“小头”，仅就“车贴”一项，早已超过了教授的工资。医生呢？理所当然地向病家伸手。医生的工资与其劳动明显不成比例，因此就衍伸出两项吃病家的非法“制度”——医院从用药中获利，此为医院整体“创收”；二是收红包，此为个人“创收”。这使整个医生职业失去了道德支撑。我相信，“医闹”是社会向医院的整体性“报应”，是一个严重的制度性问题。
接下来要问，这一制度的受害人是谁？是李丽云这类社会的底层人物，是穷人。因为一等的有权人是“公人”，他们一直到坟墓都是由国家包的；二等的有权人可以部分享受医疗保险，并且他们有权力与医院交换，医院不会、也不敢亏待他们；在“有钱能使鬼推磨”的社会，有钱人什么都可以搞掂。只有穷人，他们一没有钱，更没有权，一旦生病，尤其是大病，对他们就意味着到了“鬼门关”。有消息说，中国医疗公平性全球倒数第四，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于肖志军来说，在手术与否的问题上首先要考虑的是支付能力，你不要怪他“重利”，不得已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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