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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由民族主义到宪法爱国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境遇中的政治论证

  一
  柏林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立论依据是其反启蒙主义的自由主义对西方启蒙和现代性的主流思潮中包含的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诉求的批判以及对价值多元性及其不可通约性和不同文化与文明的多样性及其不可通约性的不懈论证,(注:参见顾昕,《柏林与自由民族主义思想》,载《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甘阳,《柏林与“后自由主义”》,载《读书》,1998年第4期。)而其直接的理论先驱则是赫尔德把各种文明、文化表现出来的特性看作是多元主义的突出表现的“反启蒙主义”。
  赫尔德拒绝把理性的标准作为衡量每一个社会的惟一标准,他要求根据每个社会“自身的内部标准”对该社会作出判断。在赫尔德看来,“文化的多样性”表明,通过共同的语言,通过历史的记忆、习惯、传统、情感等纽带而归属于某个社群,是人类的根本需要,并构成相互理解的保障。在赫尔德和柏林看来,抽象的个人是不存在的,基于抽象个人观念的世界公民主义是空洞的。群体认同和民族认同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之一。对柏林来说,个人的幸福不能与所属的共同文化形式分离开来,因为他们所选择的对象、追求的幸福均由这些文化形式提供和构成,这些文化形式破损的程度也是与个人幸福降低的程度相适应的。而能够使我们在归属问题上的各种选择成为可能的,是自由,特别是柏林所谓消极自由。正是柏林这种强调归属和自由的平衡的反启蒙主义的自由主义构成其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直接理论前提。
  在已届82岁高龄时所作的名为《两种民族主义概念》的访谈中,(注:此文中译载于《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以下引文皆出该处。)柏林对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和非进攻性的民族主义进行了区分。所谓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在思想上表现为种族主义、大国或大民族沙文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各种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排外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等,在政治上表现为德国纳粹主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伊朗的神权政治等等,“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在捍卫自身文化的同时,对其他文化及其承担者轻则拒斥、压制,重则必欲毁灭而后快。”(注:参见顾昕,《柏林与自由民族主义思想》,载《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甘阳,《柏林与“后自由主义”》,载《读书》,1998年第4期。)
  非进攻性的民族主义,柏林指的就是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针对那种认为赫尔德的民族主义是第三帝国的思想资源的观点,柏林指出,赫尔德不讲种族,也不讲血统,而只谈乡土、语言、共同记忆和习俗。根据赫尔德,每一群体都有自己的Volksgeist或Nationalgeist(民族精神),也就是一套习俗与生活方式,一种看事和行为的态度。这些之所以有价值,纯粹只因为它们属于这个集体所有。赫尔德崇信民族文化多样性,认为不同的民族文化可以和平共存。柏林认为赫尔德所说的毫无侵略性的民族概念的要点在于文化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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