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权处分辨（上）——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解释与适用
崔建远
【摘要】按照民法解释学，我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是买卖等合同的效力待定——而非物权行为的效力待定。买卖等合同可以含有引发物权变动的效果意思。处分权宜作处分能力的解释，并影响买卖等合同的效力，其适用范围不限于特定物的买卖等。主张无权处分不影响合同效力的四大理由并不充分，均存疑问。民法总则关于法律行为的标的须可能、确定、合法的要求并未将债权行为排除在外。第51条同第52条、第54条的衔接平滑，与第150条的关系可以按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的规则协调。善意取得为原始取得，其成立不以无权处分的合同有效为前提，限于有偿合同场合为宜。善意取得确系受让人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合法根据”，在受让人尚未支付相应价款的情况下，不当得利可以存在于标的物的变形物上。
【关键词】无权处分；效力待定；效果意思；自始不能；善意取得；不当得利
【全文】
一、引言
《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为
合同法）第
51条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定一出，论者蜂起，见仁见智，不断深入，[1]诚为民商法学界少有的盛事。同时也应看到，严重的分歧意见会影响
合同法的统一适用。有鉴于此，需要澄清若干问题，发展某些理论，发扬光大民法解释学，也不忽视立法论。这是笔者撰写本文的动机之一。
应予说明，对
合同法第
51条的评论，以及对此类评论加以议论，可有解释论与立法论两种方法。若采取立法论，论者完全可以依其价值观及其与之相一致的原理，不受或少受既有法律体系、立法政策等因素的制约，对第51条批评乃至否定，提出自己的方案，“随心所欲”的余地较大；对这个层面上的意见进行评论，亦应考虑到这个背景，不可苛求于人。在这个意义上，物权行为效力待定说乃至无效说，买卖等合同的效力待定说，处分权为物权变动的要件说等，都无可厚非。若采取解释论，则须遵循民法解释学的规则，对第51条的解释与适用，要受立法目的、立法政策、现行法体系等诸多因素的限制，“随心所欲”大多不适当。如果所设计的方案在功能上与
合同法第
51条规定的相当或者相差无几，仍把该条批评得一无是处，其理由就不充分，其态度亦不可取。因
合同法实施不久，宜按解释论对其第
51条解释，即使该条规定果真有缺陷，也宜通过解释加以消除，以有助于法律的妥当适用。在这方面，郑玉波教授在解释中国台湾民法典第237条所谓“不为给付”或“不为完全之给付”时所遵循的思维原则及方法，[2]为我们做出了表率。有鉴于此，本文所言基本上是站在解释论的立场而发，当然，出于内容的需要，在个别情况下亦有立法论的考虑。
二、
合同法第
51条的文义解释
因为文字是法律意旨附丽之所在，也因为它是法律解释活动的最大范围，所以，着手解释法律时，首先必须确定文义涵盖的范围。[3]对
合同法第
51条的解释宜先从其文义开始，因争点在于该条所谓“处分”究竟是指物权行为抑或买卖等合同这些“债权行为”，故确定该条的含义就必须探求“处分”的含义与性质。
最广义的处分，包括事实上的处分与法律上的处分。前者指就原物体加以物质的变形、改造或毁损的行为，后者除负担行为（债权行为，例如悬赏、广告、买卖、保证）外，尚包括处分行为，例如所有权之移转、抵押权之设定、所有权之抛弃（物权行为）、债权让与及债务免除（准物权行为）。广义的处分，仅指法律上的处分而言。狭义的处分，系指处分行为而言。[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