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陪审团的普通法司法审判与“王在议会”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陪审团，不论是作为集体证人，还是后来发展为对他人提供的证言、证据做出集体的判断，都关系着案件的事实。公开讯问陪审团，亦或是在陪审团面前的公开审理，是这一审判方式不可逾越的程序阶段。无法捏造事实，自然也就无法枉法裁判。法官受国王的委派主持案件的审判，但无法绕过陪审团面前的公开审判，或在陪审团面前的举证这一程序，制造所需要的事实。法官虽然受国王的委派以国王的名义在国王的自己法院主持司法审判，却只能做到公正地主持法庭的审判程序而已。同领主会议的体制一样，使用陪审团的普通法司法程序有效地遏制英格兰司法的专制化倾向。
因此，“the lawful judgment of his peers”作为英格兰自由人生命、自由和财产的程序保障是当之无愧的。
1215年英格兰《大宪章》实质上是一份约翰国王被迫签署的权利特许状（charter），并不非现代意义上的
宪法，但其意义却是任何一部现代
宪法所无法比拟的。十三世纪英格兰的这群反叛贵族没有携军事上的优势觊觎王权，也没有乘机捞取任何经济上的好处，而是强迫国王签订了一纸文书，重申了诺曼征服以来历代英格兰国王一直恪守的英格兰传统和习惯，尊重贵族和平民所享有的习惯权利。但是，这份仓促之中形成的文件却运用了有史以来最为杰出的立法技艺，文件的起草者并没有采用宣言的方式简单地宣告他们所享有的权利或特权，而是把国王赏与罚的政治权力与“the lawful judgment of his peers”捆绑起来，把领主会议和普通法司法审判程序置于国王和个人之间，使之成为国王剥夺自有人生命、自由、财产权利唯一的合法途径，即英格兰自由人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的程序保障。这一杰出的立法技艺保留下了英格兰消亡之中的古老传统，使英格兰的历史永久地定格在了十三世纪的初叶，同时又超越了英格兰的经验传统，成功地建构了一种新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模式，改写了后世历史的格局。
鉴于1215年英格兰《大宪章》的第39条所设定的权利保障是以“the lawful judgment of his peers”作为其支点，随着作为领主会议和陪审团的“his peers”的演变，英格兰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也就不得不跟之演变。
首先，常设的议会制度的形成。1215年的《大宪章》签订之后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英格兰出现了一个两院制的常设议会，下议院议员的选举制度也初步形成了。当然，英格兰议会制度的发展并非全赖《大宪章》第39条的贡献而是另有原因。这就是《大宪章》的第12和第14条。第12条：No scutage not aid shall be imposed on our kingdom, unless by common counsel of our kingdom, except for ……。即非经普遍的协商，不得征收任何免役税与贡金；除下列情况……。第14条：And for obtaining the common counsel of the kingdom anent the assessing of an aid (except in the three cases aforesaid) or of a scutage, we will cause to be summoned the archbishops, bishops, abbots, earls, and greater barons, severally by our letters; and we will moveover cause to be summoned generally, through our sheriffs and bailiffs, and others who hold of us in chief, for a fixed date, namely, after the expiry of at least forty days, and at a fixed place; and in all letters of such summons we will specify the reason of the summons.即为了让代表全王国的协商会议得以召开，决定在上述三项之外另行征收贡金与免役税，王室必须提前四十天把写明理由并加盖印信的诏书分别送致各大主教、主教、住持、伯爵、较大的男爵以及其他领有王室土地的封臣，并动用治安法官与执达吏最广泛地送达诏书，在指定的时间和指定的地点召集会议。第12条肯定了英格兰传统的人民被协商的权利，第14条则详尽地规定了召集全王国的协商会议（common counsel of the kingdom）的基本程序。起草者同样没有直接宣布这一权利，而是把这一权利和议会的召开捆绑在一起，使议会成为国王和臣民之间协商的中间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