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的德国民法典首次承认法人的民事主体地位，但并不承认非法人团体的法律地位，将这些非法人团体称为“无权利能力社团”。饶有意味的是，1804年法国民法典虽然仅有自然人的规定，但经后来的修正，不仅承认了法人的民事主体地位，甚至把合伙也视为法人的一种。这种异常的规定，一方面常被人用来引证合伙为独立民事主体资格的范例，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搅浑了法律概念、法律规则在内容上的稳定性及在逻辑上的自足性。事实上，合伙的团体属性的确很难为自然人所容纳，但要纳入法人范围，必然要冲破传统法人概念的坚固内核，从而影响法的安定性。应当说，法国民法典的做法是一种冒险的游戏，它打破了逻辑上对民事主体的基本分类，同时也违背了继承罗马法的初衷。这种危险性的做法，被有的国家所察觉，这些国家使用了诡秘的“准用”法人的术语，来解决两难的困境。
　　在英美法国家，本身就并不赞赏大陆法国家由法概念演绎出来的二元结构，它们注重法的实用性，讲求务实，以解决实际问题。因而，法律观念中似乎充满了创造精神。如在大陆法国家，讲企业形态的法定主义，不符合法定形态的组织不能取得主体资格；而在英美法国家，不讲企业形态的法定主义，法律以宽容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创造。这似乎印证了庞德所说的法律不是逻辑，而是活的生活的格言。尤其是在美国，合伙的各种形式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7]这在大陆法国家是无法想象的。而更引人注意的是，《美国统一商法典》也将合伙视为法人。在大陆法的眼里，法国的做法已是一种对法人制度的反动，更何况美国那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合伙形式都成了法人，简直不可思议。或许，大陆法的思维在英美法上并不能起到实际的效果。
　　不过，正如法人之所以成为不同于自然人的民事主体一样，在理论上总得要为合伙的身份辩护，当理论上暂时尚不能给出一个圆满的解释之前，将合伙依附于法人而成为民事主体的做法还是值得称道的。合伙的事例，也许说明了一种新生事物在起初产生时所经历的某种挣扎。虽然合伙从自然人中分离出来显得有点畏缩，并投向了法人的怀抱，似乎并没有彻底地解决问题，但这一现象预示着一个信号：即民事主体的二元结构内部开始产生了分化，甚至有可能导致瓦解。这有助于理解德国法院为何通过司法解释，回避了民法典中不承认非法人团体民事地位的规定，而赋予其民事主体资格的原因。同时，对学理上提出的“合伙为第二民事主体”的观点，至少在认识上也不会感到太意外。
　　五、简短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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