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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具有创新意味的第37条却显然缺少着一份“诚意”，它没有详细规定补偿的标准与额度。而且，损害发生的情形纷繁多样、原因也错综复杂，第37条过于笼统、失之宽泛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和执行力，根本无法有针对性地解决具体的损害认定与补偿问题。这就使得补偿对企业来讲似乎是一种口惠而实不至的承诺。再加上上述分析的“泉州模式”中多为助成性的指导，企业在发生损害时往往也不好张口要求行政机关给予补偿。这就使得这种具有物质性内容的诚意大大贬值。
更关键的是，在我看来，不是什么样的行政指导都要借助补偿的说服助力。只有对于哪些对工商管理具有重大公共利益的行政目标，必须说服企业服从，配合实施，才有必要通过补偿，与企业共担风险。所以，要把虚化的、形式意义的补偿作实，一个有效的、可供考虑的执行方式就是，必要时，与企业签订具有补偿内容的行政契约，详细约定补偿的标准与条件。
六、结束语
无庸讳言，中国行政指导理论受到了日本模式的强烈影响。“泉州模式”的具体形态、表现机理与运行模式却足以表明，实践之中的行政指导已经逐渐与日本行政指导挥手道别、分道扬镳，具有了越来越鲜明的中国特色。日本行政指导多半是经济性或者行业性规制的行政指导，有时甚至很难与行政命令（决定）相区别。但在“泉州模式”中，既便是规制型的行政指导，却表现出浓烈的服务色彩，“送法下乡”（借用苏力的一个书名）、“送法到企业”，像对华山彩印公司的规范经营的指导，主要是劝导其建立健全商标标识业务审核制度、登记建档制度、商标标识出入库制度、废次商标标识销毁制度等。因此，在我看来，“泉州模式”固然代表着政府规制的发展与转换方向，其经验值得总结，但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摸索、发展与形成中国式的行政指导制度与理论。
如果我们循着合法预期的视角去考察，会很令人吃惊的发现，在“泉州模式”中同时并存着制度形式上的缺失和实质上的回应。合法预期作为一种制度，“泉州模式”没有给予特别的关注，甚至这个概念对于泉州实践者都是陌生的，也根本谈不上有针对性的制度设计。但是，另一方面，在“泉州模式”的实际运行中，通过其他的方式实际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地解决了政府诚信和合法预期的保护问题。“泉州模式”中几乎不见行政指导纠纷，包括因政府诚信问题而引起的行政纠纷，这个现象本身就很值得我们深思。
这或许在我国的行政实践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合法预期的保护上，我们不能只注重那些传来的概念、观念，也不要仅仅拘泥于外来的那些保护方式，切不可“妄自菲薄”，忽视本土的实践。我们要积极总结我们蕴涵在实践之中的智慧与做法，努力上升到理论层面。另一方面，上述“泉州模式”的实践无意识，也的确反映出我们实践认识与制度建设的某种盲区，需要进一步的理论指导，实现外来的合法预期在理念与制度上的本土化“嫁接”与移植，创新出中国式的合法预期制度。
【注释】
作者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文是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般项目，批准号07BFX023）“行政法上的合法预期制度”的阶段性成果。也获得了2007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http://baike.baidu.com/view/8154.htm
本文对“泉州模式”的研究，主要依据的实践文本是，泉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编：《行政指导：行政管理创新的共赢之路——泉州工商行政指导实践》（2007年7月）；《泉州工商行政指导实践》（四册）（2006年5月、2007年7月）；《推行行政指导服务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高峰论坛》（上、中、下册）（2007年7月）。
参见，“转变职能、创新管理——福建省泉州市工商系统推行行政指导工作纪实”，载于《法制日报》2007年7月12日。
Cf. Michael K. Young, “Judicial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Governmentally Encouraged Consensual DisputeResolution in Japan”(1984) Columbia Law Review 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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