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司法实践经过一段曲折，最终采用了侵害配偶权的方法。1952年，台湾“最高法院”台上字第278号判例否认夫权概念，认为与有配偶者通奸，不构成侵害他方配偶的夫权，但依社会观念，如明知为有夫之妇而与之通奸，系以悖于善良风俗的方法加损害于他人，应依民法第184条第一项后段就非财产上损害负赔偿责任。1971年台上字第86号判例否认与有配偶者通奸系构成侵害他方配偶的名誉，但肯定其系侵害他人家室不受干扰的自由，亦构成侵权行为。随后，台湾最高法院判例肯定通奸系侵害他方配偶之权利（夫妻共同生活圆满安全及幸福之权利），但仍以民法第184条第,项后段作为请求非财产损害金钱赔偿的依据。"台湾法院的上述做法的演变，正是反映了对侵害配偶关系第二个过程和第三个过程的演变。
近年来，我国的民法学界和社会各界对侵害配偶权的损害赔偿救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现在已经取得了立法的肯定。这就是2001年《
婚姻法》第
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建立了我国婚姻法上的侵害配偶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从提出用民法的方法保护婚姻家庭关系，到法律正式确认侵害配偶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实际上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在1988年，我在《河北法学》第6期上，发表了第一篇关于侵害婚姻关系的损害赔偿责任的文章，提出了为制裁侵害婚姻关系的违法行为，应当建立破坏婚姻关系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制度。在那时，我提出的理由和根据，是妨害婚姻关系行为侵害的是对方配偶的名誉权，这个主张在那时候还是有一定根据的，但是，这种行为的实质就是侵害配偶权。后来，有些学者在法学刊物上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对于这些主张，有些人或者大惊小怪，或者大呼小叫，认为这种主张是非常不合时宜的。随着讨论的深入进行，有更多的人同意了这种主张，并对这种理论给以深入的论证，加以完善。特别是在修改《
婚姻法》的过程中，这个论题更是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和注意，很多人参加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最后，这个制度终于得到了立法的确认，建立了这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民事法律制度。
三、建立侵害配偶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及其功能
建立侵害配偶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第一，确立侵害配偶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婚姻义务的内在要求。
配偶权是自然人身份权，是自然人基于结婚的事实而产生的配偶之间的身份权。配偶权和亲属法上的身份权的基本属性一样，都是以义务为中心的权利义务关系。缔结还是不缔结婚姻关系是公民的自由权利，但婚姻关系一旦缔结，当事人就必须负载相应的道德与法律义务与责任。这些义务和责任乃人伦秩序、道德和法律在婚姻共同体中的预告配置，当事人按自己的自由意愿选择进入婚姻殿堂，则意味着别无选择地对婚姻共同体所负载的责任与义务的承诺，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认真履行其义务、落实其责任。当夫妻一方违背这些义务，逃避婚姻责任时，一方面可以通过当事人自觉的调适、改过而矫正，使婚姻关系得以继续维持和发展，法律无须干预；另一方面则是从根本上破坏了婚姻的稳定结构，使婚姻走向无可挽回的破裂。一方违背婚姻义务，就是对对方配偶权利的侵害，就要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从而既维护婚姻义务的社会性、严肃性和权威性，又实现对无过错方的必要补偿与救济。
第二，确立侵害配偶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民法属性的直接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