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看出，要保证
刑事诉讼法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较为完善的实施，其前提条件是刑事诉讼规范本身必须具有逻辑完整性和可操作性，否则这部本来就以限制官方权力任意行使为己任的程序法，注定会遭到规避、违反甚至破坏。当然，“徒法不足以自行”，
刑事诉讼法即使本身制定得非常严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也会遇到各方面的问题。毕竟，书面法律与实效法律之间的距离在任何社会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这就需要我们在运用逻辑实证方法的基础上，学会使用经验的或社会的实证方法，以便对法律在社会中的实施状况作出新的研究。
所谓“经验实证方法”，其实是按照社会学本身的模式，将法律实施视为一种社会现象，并对这些现象作出社会学解释的方法。可以说，在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的实证分析方面，社会分析方法都是最基础、最普遍的一种研究方法。尤其是对于发挥社会科学的“社会解释”功能方面，采用经验的或社会的实证分析手段，恐怕是不可回避的研究路径。在法理学上，也有一个将此方法加以“极端”强调的理论学派——“社会实证主义法学”。与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不同的是，社会实证主义法学尽管也强调研究应以事实为依据，但这里的事实不是法律规范本身，而是法律规则以外的社会因素。换言之，这种学派注重的不是国家制定的法律规则，而是影响这种规则制定的各种社会学因素。
尽管社会实证主义法学有偏于强调社会因素之嫌，但几乎不会有人否认它对丰富法学研究方法所作的贡献。实际上，法律的制定、实施和改革本身必然要作用于社会，也会构成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法学研究者如果仅仅将观察视野局限在法律规则本身，就会忽略大量的制约法律实现的社会因素。就刑事司法制度的实施而论，目前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刑讯逼供、超期羁押、侦查中心主义、审判流于形式、证人普遍不出庭作证等。这些现象本身并不符合
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甚至与
刑事诉讼法直接相违背。但是，它们为什么发生而且还发生得那么普遍呢？这当然有刑事诉讼立法本身不严密的问题。但除此以外，是否还存在着社会学层面上的原因呢？如果将这些现象都视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话，那么它们的现状、成因、后果应如何得到较为准确的解释呢？实际社会生活中又有哪些因素对于促成这些现象的出现，发生实际作用了呢？
需要指出的是，运用社会分析方法也并非没有风险。一般地说，采用个案方法最忌讳的是所选取的案例不具有一般性和典型性，采用数据统计方法最忌统计不全面、不准确，而采用访谈、调查方法则最忌以偏概全。从宏观上看，采用社会分析方法最易出现的问题是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不是从分析中得出结论，而是在形成结论之后通过寻找材料去论证自己的观点。而要克服这一点，就必须树立“价值中立”、“价值无涉”的观念，在对问题作出准确解释之前绝不轻言价值评价问题，力争使问题得到尽可能客观的分析和阐释。在笔者看来，只要问题得到精确、深入的解释和分析，价值评价问题随之就具有了客观事实这一基础，有关问题的症结以及有关法律制度的完善也就非常清楚了。
需要注意的是，实证方法——尤其是社会实证方法的运用，经常会面临一系列的误区。过去，中国法学界较为注重理论分析，而不擅长、也忽略了经验性实证研究，所进行的“理论研究”大多是对西方法学理论的简单重复或者综合总结而已，而不可能提出富有创新性的法学理论。有鉴于此，一些法学者独辟蹊径，注重对经验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亲自到司法实践中去收集素材、掌握数据，并透过对这些素材、数据的统计分析，来发现一些新的问题，并得出一些新的结论。但是，由于不清楚归纳方法的局限性，也由于缺乏最起码的问题意识，有些学者在运用数据统计分析方面出现了“走火入魔”现象。例如，有的研究者对司法、立法乃至现有理论中所存在的问题缺乏最起码的了解，就匆匆忙忙地投入到实证调查之中；有的研究者还对自己不了解法律问题“沾沾自喜”，认为这样恰恰可以摆脱一切固有成见之束缚，可以通过数据统计发现一些为正统法学者所“熟视无睹”的问题；还有的学者认为实证研究就如同“公正的审判过程”一样，也要通过数据统计来得出结论，还美其名曰“使结论来自实证研究过程之中”，并为此不惜维护一些尽管符合“实证研究程序”却违背基本经验常识的所谓“科学结论”……所有这些实证研究的偏差，都说明仅仅依靠收集案例、分析变量并进行数据统计（哪怕是电脑统计）分析的方法，研究者既发现不了真正的问题，也提不出任何假设命题来。这些研究者忘记了一条常识性命题：科学理论不是靠什么“研究程序”推导出来的，而往往来自研究者在某时、某地和某种情境下所提出的假说或者猜想，甚至来自研究者一时偶然的“顿悟”。没有提出假设的能力，研究者纵然掌握了汗牛充栋般的资料和素材，并试图运用归纳方法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也根本无法提出任何具有创新性的理论来。
其实，经验实证方法运用的关键，不在于穷尽一切事实和材料，而是在对若干材料进行分析和总结之后，应当适时地提出带有通则性的假设来。换言之，研究者应具有提出假设和归纳的能力。不过，研究者要提出富有创见的假设，却是十分不容易的。一个没有经过科学方法训练、没有相关学术积累的人，纵然每天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很难提出富有新意的假设来。正如一个从事侦查、公诉、审判和辩护活动的法律职业者，假如不掌握基本的研究方法，不具备基本的法学素养和法律积累，就只能“熟视无睹”地整天面对一大堆素材和各种繁杂的问题，而根本不可能提出任何假设。对于这一点，胡适就给予了特别的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