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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司法与诉讼制度史研究
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自秦汉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建立后，中国社会和文化在宋代有了巨变，“一个尚武好战、坚固和组织严明的社会，已经为另一个活泼、重商、享乐和腐化的社会所取代” 。陈景良教授提交的论文《宋代司法传统的现代解读》，分析了宋代司法理念的三个层次：“庶政之中，狱讼为切”、“法官之任，人命所悬”、“鞠谳分司，各司其局”的独特性，探讨了“狱司推鞠”、“法司检断”，“各有司存，所以防奸”的分权制衡的司法运作机制，以及关注生命、以人为本的宋代士大夫的时代风貌。作者认为，司法的核心价值是实现公平，公平的实现离不开对司法权及司法运作机制的思考。如果说现代人的思考是“分权制衡”的话，那么宋代的士人及法官则提出“设官分职，各司其局”的司法理念，由此形成了宋代风格独具的司法制衡传统。传统与现代之间由此而形成了视界的融合。他的这篇论文与他的学生陈刚提交的论文《不只西风吹世换——宋代法律传统内生性转变浅析》一道，共同向我们展示了宋代司法传统“确实是很令人惊异的”的发展。
对明清法律史的研究，历来是学者描画的重点。柏桦教授提交的论文《”情理法”与明代州县司法审判》，对明代州县官在处理司法案件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明代州县官在处理司法案件时常常用“揆情准理”、“情理之平”、“于法难容”等词，说明州县官在裁断案件时是“情、理、法”兼用，而在有相当大自由裁量权的当时，三者的巧妙结合就成为州县官是否“清明”的重要标准。林乾教授提交的论文《清朝严治讼师立法及其实施效果的考察》，对乾嘉使其严治讼师立法进行了梳理，认为有这样几个特点：重刑主义、惩罚的客体由告者向教唆者转移、禁止讼师的一切活动、禁毁讼师秘本、追究官员责任，这使得围绕严治讼师的立法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链。这不但背离了最初定律的立法宗旨，也是此后的频繁立法日趋走向重刑化，讼师成为高风险的职业。美国欧中坦教授(Jonathan Ocko)提交的论文《清代司法制度与司法文学交流》，使用清代小说、戏剧以及当时的诉状档案等材料勾画了清代的司法诉讼程序。应该说，欧中坦的论文，对清代司法制度和程序的理解是准确的，对过程细节的描述也是准确地的。其材料使用的方法和视角的新颖，都值得学习。张从容博士提交的论文《疑案•存案•结案——从春阿氏按看清代疑案了结技术》，以一桩发生于清末北京城内的春阿氏杀亲夫春英疑案为分析对象，此案经刑部、法部和大理院轮番审理，未能查出事实真相，大理院迫于结案的压力，以存案的方式了结了该案。判决内容含混，而处理疑案的技艺则甚为高超。作者依托司法档案和纪实小说中的材料，从重构案件的真相着手，尝试分析该案判决书形成的具体过程及其时代背景及制度原因。以疑案为切入点，重新审视皇权下的司法实况，可以观察到司法复杂而生动的本来面目。张先生文章的价值，主要不在于结论，而在于其研究方法的新颖和论证的过程。
从总体上对中国司法制度进行研究的有范忠信教授的论文《中国司法传统与当代中国司法权力潜规则》和尤韶华的论文《司法公正的进程——司法体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前者从司法权力的角度，考察了中国法律传统对当代中国司法的影响。范先生认为，在以下七个方面，中国当代司法或多或少继承了古时司法的不良传统：“第一，从单极权力理念定位司法；第二，握有最高权力者兼理司法，出法权断（圣裁）；第三，司法权定位为家长权（父权），司法‘为民做主’的青天理念；第四，兵刑合一或军事化暴力理念下的司法；第五，多头司法和牵制、会审理念；第六，司法的集权行政化；第七，司法权或司法管辖的禁区的传统性”。这是一篇以思想见长的文章，对中国的司法制度进行古今对比以求得某些规律性的认识，原无不可。如果作者能够就当代中国司法权力的潜规则与中国司法传统之间的继承性上作一些理论论证，将使本文更具说服力。尤韶华的论文在对中国古代、当代、未来司法体制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司法体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反映了司法公正的进程。古代中国的司法体制保证了臣民时代的司法公正、现在的司法体制则反映了过渡时期的司法公正、未来的司法体制则全面地反映公民时代的司法公正。未来的司法体制将克服现在司法体制的缺陷而是司法更接近公正，这种公正，随着公民主体意识增强以及制度的完善，就会逐渐得以强化，这就是人民所追求的目标。这仍然是一篇以思想见长的文章，问题在于论证分析。
六、外国法制史研究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法律史学会和外国法制史学会是独立存在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外法制史学者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交流。这也影响了中国法律史研究的质量和水准。有鉴于此，本次年会邀请部分外国法制史学者与会，希望借此增加一条双方沟通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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