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族主义情绪弥漫的直接后果是这次革命没有把公民自由权利摆到应有的位置；而启蒙运动的根本诉求恰恰是人的觉醒和公民权利保障。在各国民主革命的文献中这是非常罕见的现象。
1912年1月1日，孙文宣誓就职，当天发表了两个宣言：《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和《通告海陆军将士文》；这是当时最重要的文告。前者在“尽扫专制之遗毒，确定共和”的名义下，宣布“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和“财政之统一”等五个统一“为政务之方针”，却只字不谈公民的自由权利。后者则称：“吾海陆军将士皆深明乎民族、民种之大义”，“而吾皇汉民族之精神，且发扬流衍于无极”。直到1月5日发表的《对外宣言书》，才想到用对现代文明普世价值的认同去解释这次革命的合法性：“天赋自由，萦想已夙”；“吾人鉴于天赋人权之万难放弃，神圣义务之不容不尽，是用诉之武力，冀脱吾人及世世子孙于万重羁轭”。
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压倒了民主、自由的诉求。民族主义是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阶梯。但是，中国是多民族国家，辛亥革命后，社会精英审时度势，把汉族的民族主义诉求迅速转化为“五族共和”的国家主义。对一个被侵略的衰弱国家说来，这是受到广泛欢迎的转变。可是，这个转变带来新的隐忧：它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宪政国家，还是在共和外衣掩盖下的专制国家？有没有杰出的政治家有足够的智慧集结力量，在实践中纠正文本的缺陷，引领中国走出困境，实现自由宪政？
一代启蒙大师梁启超也被国家主义引入歧途
在当时的政治家当中，梁启超是对宪政理论领会较深的人。可是，一涉及实际政治运作，他立即陷入冀图建构威权体制的泥淖。看看他是怎样和袁世凯沟通的吧。
1912年2月23日，梁启超给身为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写信，规划未来的政治蓝图。基本倾向是力图在中国建构两党制的政治架构，体现了清醒的现代政治意识。他说：“旧革命派自今以往，当分为二，其纯属感情用事者，殆始终不能与我公合作……但此派人之性质，只宜于破坏，不宜于建设……政府所以对待彼辈者，不可威压之，威压之则反激，而其焰必大张；……惟有利用健全之大党，使为公正之党争，彼自归于劣败，不足为梗也。健全之大党，则必求之于旧立宪党，与旧革命党中之有政治思想者矣。”
但是，在同一封信中，他又坦言：“既以共和为政体，则非有多数舆论之拥护，不能成为有力之政治家……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今日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然在共和国非居服从舆论之名，不能举开明专制之实”。
民国初年，三大政治势力在博弈：以孙文为代表的革命派；梁启超为首的原立宪派；以袁世凯为中心的北洋派军政大员。
实权掌握在袁世凯和他的追随者手中，这些人不是反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顽固派，而是清末新政的支持者，甚至是重要支柱。但是，这些人追求的是富国强兵，是发展经济以及作为经济发展必要条件的办新式教育，改革旧的司法体系和法律，甚至一定程度上理解实行宪政的必要。可是，同革命派的领导人一样，他们大体把民主、宪政理解为决策程序，不但不了解宪政的核心是保护公民的个人自由，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深入骨髓的专制统治习惯随时流露。其上焉者以为民做主心态君临天下，往往在办一些富国利民的好事的同时，说不定什么时候重大决策失误，造成难以弥补的大灾难。下焉者则口诵民主共和，实则为一己私利横行无忌。怎样把这些良莠不齐的实权派逼入民主共和轨道？这是关系共和国命运的关键。
梁启超早在1906年清廷下令预备立宪之际，已经察觉必须和可能与袁世凯合作推进新政，显示了不计前嫌的政治家胸怀。辛亥革命后，双方都表达了合作的愿望。作为与革命派有别的政治力量，他们的联合无可厚非；恰当运作，有助于推动最有利于民主发展的两党制的建立和健全。可是，梁启超看到了化解激进思潮的迫切，却忽视了牵制和监督袁世凯及其追随者。梁启超后来组成的进步党成了依附袁世凯的参政党，甚至在袁世凯摧毁国会后仍亦步亦趋，参加了取代国会的御用机构 “政治会议”和 “参政院”。这样的参政党成了专制统治者的附庸。大清帝国被推翻带来前所未有的言论自由的环境，梁启超没有充分利用这个有利环境，既无力阻挡激进思潮的蔓延，更没有密切监督袁世凯的施政。直到复辟帝制的丑剧闹得不可开交，他才挺身而出与袁世凯决裂。就个人而言，他仍然不失为反复辟运动的旗手；而就整个国家来说，未能阻挡这幕丑剧上演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