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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一时一地的现象。
起义各省的文告，内容惊人的一致，基调都是民族主义，而且贯穿其中的是为汉族报仇雪耻的满汉对立或者华夷有别的观念。请以思想观念最为开放的江苏（包括它管辖下的上海）为例：
上海 《军政府布告》：“满政府者，乃马贼之遗孽，凡我汉族同胞必当仇视者也，……共讨满贼，报我汉族之仇，共建共和民国”。
江苏都督府的大旗上写的是“中华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府兴汉安民”。
而在全国性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有关文告上，打下的也是狭隘民族主义烙印。孙文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表的文告中，“满人窃位”、“逆胡猾夏，盗据神州”、“异族专制”、不要“为异族效命”、“重睹汉仪”等字句比比皆是。
一个有趣的插曲是1912年2月15日（腊月28），南京临时政府诸公得悉清帝颁布《退位诏》的第三天，在军务、外交、财政等难题堆积如山的状况下，居然不惜辛劳，爬上紫金山去祭奠朱元璋，大拍其马屁：“盖中夏见制于边境小夷者数矣，其驱除光复之勋，未有能及太祖之伟邵【硕】者也。”并且不伦不类地把辛亥革命与朱皇帝捆绑起来：清帝“于本月十二日宣告退位……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牖启后人，成兹鸿业。”“非我太祖在天之灵，何以及此。”把接续汉族统治的传统视为一件大事，根本没有想到朱元璋残忍的专制统治与民主革命是格格不入的。
这不是偶然的失误，不少学者已经一再指出：清末那些以推翻大清帝国为职志的革命派，指导思想颇为庞杂，最为统一和突出的则是推翻异族统治，重建汉族政权。同盟会把“驱除鞑虏”作为纲领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这个意思。
应该肯定，辛亥革命过程中，对民族关系的处理是比较稳妥的，除了个别省份（如浙江）有些小冲突外，满、汉及其他民族和平合作，实现了政权交替。就以浙江来说，双方在两个条件下停止了冲突：一是旗兵缴出枪械、弹药；二是“旗兵向以兵饷为生，现已改编民籍，一是断不能使之失所，暂仍照旧发给饷项”，可谓合情合理。 广东省更是在各族、各界和各团体代表参加的会议上，由汉满两族代表共同主持会议，选出新政府负责官员和决定当前的重大措施，实现了政权和平转移。在全国范围内，“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口号也传遍四方。
行动与语言呈现巨大反差。这既体现了各地绅商的稳健，也反映了汉族华夷之辨的观念根深蒂固，那些革命者的视域太窄，没有把推进民主宪政作为行动的主要推动力。
以孙文来说，辛亥革命前夕仍大呼“满汉之不容”，康梁是“汉奸”，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不明春秋大义”，把华夷之辨作为“大倡革命”的重要思想基础。 《民报》的基调和同梁启超的《新民从报》的基本分歧之一是把满族人视为外国人。用朱执信的话来说是：“夫满洲人之非我国人也，吾辈已熟论之。”而这一论点的始作俑者是孙文。早在1897年他就公开声明：“帝位和清朝的一切高级文武职位，都是外国人占据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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