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之所以笔者在这里不使用“判例”，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判例”制度，只有与“判例”相类似的“典型案件”。当然，我希望通过“典型案件”发展成为比较法意义上的判例法。
（5）《
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1999-2003）（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10月20日发布）。
（6）《
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公布管理办法》（2000年6月15日）第
3条第5项。
（7）《
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公布管理办法》（2000年6月15日）第
2条第1项。
（8）《行政执行与行政审判》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总1-4辑为《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参考》，现已出版18辑。
（9）《行政审判指导》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现已出版4辑。
（10）2005年12月28日至29日在杭州召开的，由最高人民法院、亚洲开发银行主办，由浙江大学公法与比较法研究所承办的“WTO与司法审查制度的改革”学术研讨会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程琥博士在发言中提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这几年将一些典型的、新类型的行政案件，由行政庭作案件评析之后，发给下级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作参考，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11）郭道晖教授把这种作用称为“参照”，参见《提高判例的法理质量》，载珠海市非凡律师事务所编的《判例在中国》，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笔者认为，在行政诉讼中因存在“参照规章”的法律规定，为了两者之间有适当的区别，对于典型案件暂且还是用“参考”、“指导”作用为好。
（12）当下司法实务中已有这样的尝试，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参阅案例》是该院审判委员会主办的内部资料性月刊，经《参阅案例》发布的典型案例，全省各级法院在审判相同或类似案件适用法律时可以参照。
（1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报送请示案件应注意的问题的通知》（1986年3月24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报送请示案件应注意的问题的补充通知》（1990年8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