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研究与史料编撰——读何海波《法治的脚步声——中国行政法大事记（1978—2004）》
王志
【全文】
略瞥题目，读者不禁哑然失笑：行政法研究如何与史料编撰（historiography）“勾兑”上了？是附和时下流行的“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y）吗？非也。实在不用如此高攀，“取经何必上西天”呢。北宋王安石《临川集》卷七二《答韩求仁书》有云：“孔子曰：‘管子如其仁’，仁也；杨子谓：‘屈原如其智’，不智也。……考其辞之终始，其文虽同，不害其意异也。”真得明通之言。同理，我欲习行政法其文（然），必应明了其意（所以然）；欲得行政法之“辞”（text），必先究其“终始”（context）。何谓“终始”？情景脉络也，历史进程也，行政“法治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娓娓道来也。 这么讲来，笔者不禁暗自思忖：《法治的脚步声》（下简称《脚步声》）岂不是活脱脱一部行政法学界的《资治通鉴》（下简称《通鉴》）吗？笔者不敢妄言欺世、大话唬人，请举两家“夫子自道”为证： （1）《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脚步声》“旨在整理和保存历年有关行政法的事件和文献，并试图以点滴事件勾勒当代中国行政法治的发展轨迹”；此其旨意；（2）《通鉴》“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脚步声》“参考了《中国法律年鉴》等书刊上的综述，大量利用了互联网上的资源；多所院校、多位老师和朋友还为我提供了大量资料”；此其材料；（3）《通鉴》“岁月淹久，其间抵牾，不敢自保”，《脚步声》“事实叙述的错漏，事件意义孰大孰小认识的偏颇以及评论的失当，仍在所难免”；此其疏失；（4）《通鉴》之司马光“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以至“赅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脚步声》之何海波“虔诚而又惴惴不安”，“四处访问，广泛搜罗，为落实每一细节而奔波”，以至“每次证实一件史实，获得一帧照片，即笑逐颜开”（应松年语）。此其人也，亦知其书。 以上不惜笔墨，铺排对照，非为穿凿比较或附会前贤，实叹世易时移，然为学终究心理攸同，道术未裂，“搞史”与“弄法”亦可互见而融通。《脚步声》虽具行政法学者之 “学术眼光”，而实质却包含“倾注心力”且“充满遗憾”之史心史蕴。行政法研究与史料编撰之同与不同，是与非意，姑付读者审慎明辨，反观时下学界诸多风行之“论”“说”，空降之“性”、“理”，《脚步声》另辟新径，“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温情与敬意”（钱穆语）般的探源析流、步步为营，不正是针对浮躁狂热症的一剂清凉散、猎奇取巧病的一架矫正仪吗？此乃最应特书大号者。 再试择一二问题略加申说。凡一部书自有两大基本问题——形式与内容——值得关注。首先看形式：（1）《脚步声》依年份顺序，从1978到2005，逐年叙说，类似旧史所谓“编年体”，但每一年下又自有标题，述其事件始末，又似“纪事本末体”，从史料编撰的角度显得体例不明。编年体的优点是史事与时间紧密结合，给人以明确的时间观念，容易明了史事发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及因果关系，其缺点是以年为经，对人物的生平、事件和典章制度难以详其原委；纪事本末体就是为弥补编年体的缺失而来，揭事为题，于一事本末，原始要终，足以观其会通，但其缺点是以编年体为基础，在取材上难有特别价值，另外各标题下事件之间缺少联系，难以描绘出整个进程的发展线索。通观《脚步声》全书，两种体例杂糅并处，作者无意识中似已感到编排难控，只好兼容收列，但弊病由此而生。（2）有些条目之间凌乱松散。这纵然是“纪事本末体”的“先天病”，同时也由于作者“编年”未彻底，有年可考却无月可查。众所周知，我国历史自公元前722年（周平王49年）即可按月稽考，至今凡2000多年，而《脚步声》时间跨度仅20载，为何疏漏至此？（3）作者除正文目录外，另将同一内容分为“政策背景”、“重要立法”、“执法案例”等六类，重排目录，以方便检索，尤善学者利用，颇为细致周到。这也足以再次证明本书“编年加纪事本末”的“独特”形式，善则善矣，从中似可发现造成以上两点缺失的部分原因。如“政策背景”，既是背景，何故与事件擅自分开，不合“纪事本末”之法；再如“重要立法”，实为“断烂朝报”，概括在同一条目之下，不合“编年”之体。杂糅之害莫大焉。 再看内容：（1）本书搜集梳理资料尤为用力，且各方面有所兼顾，如立法、执法、司法事件并举，文献、案例、学术著作共立，资料较为齐备且语言简省，不同于法学家的“冗繁”。另有亲身访谈（“口述历史”）8篇，颇为时髦别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为主，再选取一些具有社会影响、推动时代发展的案件，汇编成86个案例——前之行政法著述少有，后之效尤者必循此路加以完善。史料编撰亦体现时代趋势之指引，而作者总结而成，归宿于此；“一切历史皆当代史”，不信也夫？（2）至于作者所言事件之选择按“意义孰大孰小”而为（一家之言聊被征），已牵涉到史料编撰的选择标准问题，是纯粹的历史学问题，兹不赘述。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作者之“丹青”与“精神”，“糟粕”乎？“粹美”乎？读者自可开卷明察之。 07．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