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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应否适用精神损害赔偿
本案属于因环境污染行为造成人身损害的形成，属于典型的环境侵权造成健康受损的情形，被告应依法承担医疗费、误工费等并无异议，关键在于精神损害的认定。苯乙烯泄露造成原告的严重刺激性反应，是对原告健康权的侵犯，虽在某种程度上给原告造成了肉体痛苦，但并未引起死亡或伤残，尚不能构成严重后果。原告于此只能依据精神痛苦和其他不良情绪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证明被告行为导致的恐惧等情绪已经给学习和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法院亦是据此裁判的，其面临的最关键问题是如何认定“后果严重”，虽说在此种类型下法院具有较大自由裁量权，但其仍需受社会观念约束，将原告的个体境况与社会上类似情况结合起来综合衡量。依此精神，本案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并非十分恰当。首先，法院将侵害人数众多，社会影响大，对原告学习、生活造成影响作为“严重后果”的衡量标准，并非充足理由。被告因过失造成原告发生一定程度损害，仅仅是造成原告的刺激反应，尚未对身心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短时间内即能恢复。精神损害因人而异，并不因为人数众多即变成更严重，社会影响大并不等同于后果严重，且被告在诉讼前已经履行部分赔偿义务。即便适用，法院不考虑原告的个体差异，实施一刀切（每人赔偿500元）尚不能说合理。其次，从环境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的制度渊源来看，其本身即含有对原告利益的倾斜保护，理应与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形有所区别。污染者承担环境侵权责任虽不考虑其主观过错，但精神损害适用的场合则不同。在侵权人恶意侵权时，适用该制度并无异议，法官的自由裁量幅度也无可厚非。但若被告无过失或仅基于轻微过失，则应对该制度的适用予以必要的限制。法院不能“杀富济贫”或“惩强扶弱”，而应当基于公平正义的理念达成环境正义的目标。
法院的艰难抉择
如何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非法院所能承担的议题，事实上也是摆在整个社会面前的重大问题。居民希望污染工厂撤离，即如工厂希望居民撤离一样迫切。每位居民乃至许多法人和其他组织，都希望污染企业“不要建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 yard），但污染企业却因负担着我们的国计民生而须臾不可或缺。冲突在所难免，在损害发生之后，法律的作用便是定分止争，达至相对公平。在环境侵权责任中，法律赋予受害人停止侵害、排除妨害和赔偿损失的请求权，但事实上，停止侵害远比赔偿损失难以企及。赔偿损失，无论是财产损失还是精神损失，虽在一定程度上能抚慰受害人因污染行为而导致的伤痛，但远不能解决后续污染所带来的问题。在人权高扬的年代，生命、身体、健康等被看作比物质更重要的权利，它们意味着生存的基本条件。在健康和发展之间，法院将面临越来越来难以抉择的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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