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隐性采访的具体方式中，有的是法律所准许的，有的确有禁止性规定。按照上述专家对隐性采访的界定，首先，在隐瞒记者身份以体验的方式，或者以其他方式，进行采访，法律并不禁止，因而不存在违法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采访应当是公开进行，并且应当征得被采访对象的同意。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不公开记者的身份，体验正在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新闻事件，获取新闻素材，应当是合法的。其次，通过偷拍、偷录的方式进行采访，遇到的法律问题是《
国家安全法》的规定。该法第21条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非法持有、使用窃听、窃照等专用间谍器材。”在这条条文中，禁止持有、使用的是专用间谍器材，不是一般的采访器材。在隐性采访中，偷拍、偷录有时使用的是窃听、窃照的器材，这是不允许的。但是没有规定使用一般的新闻采访器材进行偷拍、偷录。因此可以说，只要不是使用专用间谍器材，偷拍、偷录的采访方式，不会受到法律的特别禁止。但是，如果使用这样的器材进行“隐性采访”，则为违法。再次，有的专家提出“故意引诱被采访对象上当受骗违法犯罪”的问题，则是法律所禁止的，记者不得实施这种“隐性采访行为”，否则为触犯法律。第三，社会与公众赞成、认可隐性采访。还应当看到公众对隐性采访的态度。社会与公众的认可，是法律对一项行为是否确认其具有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在现代社会中，公众急切需要新闻媒体提供大量真实的、有现实意义的消息，尤其是揭露现实中阴暗面的事实，以端正党风，净化社会空气，推进精神文明建设。隐性采访满足了社会和公众的这种需要，因而受到群众的欢迎和肯定。社会和公众的认可，就是隐性采访合法性的基础。权利主体对其所享有的权利，只要法律没有做出禁止性的规定，是可以依照权利人的意志行使这种权利的。按照隐性采访是采访权利的内容，而这种权利又是以言论和出版自由作为其权利的渊源这一理论基础，法律上没有禁止性的规定，并且受到公众的欢迎和认可，不应当认为新闻媒体不能使用隐性采访的手段进行采访。确认隐性采访的合法性，并不是说进行隐性采访就毫无限制，相反，由于隐性采访涉及到众多法律上的问题，尤其是对公民、法人的权利的保护问题，因此就更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有些人认为，隐性采访是一种采访的手段，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采用这种手段进行采访，甚至有人主张像刑事侦查一样，既可以适用一般调查手段侦查，也可以使用技术侦察手段。我认为，隐性采访从某种意义上说，与技术侦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它们是不可以简单类比的。就是刑事侦查，在使用技术侦察手段时，也必须经过特别批准，不是想用就能用的。在我看来，采用隐性采访方式，首先，必须经过新闻机构的特别批准，不得由记者自行实施。其次，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明确规定不得录音、录像的，进行偷拍、偷录，就是违法。再次，应当遵守保护公民、法人人格权的规定，隐性采访不应当以侵害被采访对象的人格权为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