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平起平坐说，笔者十分赏识其从公法私法区分角度来考察民法和
宪法的关系，但是与
宪法至上说一样，平起平坐说又没有区分民事权利同
宪法（宪政）以及民法与
宪法的关系，以致进入相同的误区。现实中，也没那个国家的民法和
宪法平起平坐。笔者认为，在我国，由于不重视私法的传统，作私法公法的区分确实存在较大现实意义。民法作为市民社会的基本法属私法自是无疑，但在人们不遵守民法的情况下，这些民事权利有需要公法的保护，因而民法中部分制度又不可能与公法完全区分；而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主要职能在于限制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它不调整民事（私）主体与民事（私）主体之间的权利，而只调整权力与权力，以及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从这种角度来看，
宪法属公法。但由于
宪法调整及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其中涉及民事（私）主体的权利，通过宣示民事（私）主体的基本权利，以达到限制公权滥用之目的，但同时这种宣示从某种意义上也起到限制其他私权利以及社会权利的侵犯的意义，尤其是在私法对该权利保护存在缺失的情况下，齐玉苓案既是此例。因此
宪法又带有某些私法性。总之，公法私法的划分也是相对的，所谓的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即是明证。
我认为，
宪法是国家的基本法，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两者统一于市民权即民事权利或自然法。也许有人要问，那么凭什么说
宪法是根本大法，
宪法要高于民法呢？我认为，虽然从历史考察来看，民法的历史要远远早于
宪法，民法似乎并不依赖于
宪法而存在，实际上，许多民法原理、原则、规则和范畴都产生于
宪法产生之前，是自古罗马以降由社会演变而形成的自足而成熟的体系。民法所保护的民事权利对近代
宪法的价值、理念和社会基础等方面起过培育的作用。因此，似乎很难说民法应以
宪法为基础。然而，从以下几个方面足以说明
宪法要高于民法的道理：第一，借鉴民法至上说从历史实证角度考察，自从国家产生便存在着公权（国家权力）和私权（公民权利）的关系问题，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基础与源泉，国家权力配置与运作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这一关系体现了私权的基础性，但也反映了公权的优位性，因为公权是每一公民把自己权利的一部分通过政约授予国家，这种公权只有优位，才能有足够的权威协调私权利之间的冲突，维护和促进权利的平衡。而作为授予公权机关公权的
宪法，其效力自然要高于民法；第二，借鉴平起平坐说从公法私法区分角度考察，自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分野产生公法私法的划分，私法调整市民社会关系即权利与权利间关系，公法调整权利与权力以及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可见私法虽然以保障个体的自由、平等与财产等权利为己任，却无法规范权利以外的权力关系和权利与权力间的关系，然而公法却可以涉及所有权利、权力间的关系。由其是
宪法，它是调整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问题，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为了研究方便人为的划分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实际上两者是统一在一个社会里或者说一个国家里，也就是说
宪法既要调整政治国家，也要调整市民社会，比起近调整市民社会的民法，自然更为重要；第三，从法律规范角度来看，
宪法是对包括民法在内的所有法律部门中有关国家和社会根本问题规范的价值和理念的继承、抽象和升华，比方同样是自由和平等的价值，在民法领域内可能仅仅指经济上的自由和平等，而为
宪法所继承之后则上升为了政治上的自由与平等。因此，经过抽象升华的原则规则，自然对具体规则起到指导作用。正如学者在论述
宪法与宪政关系时所说的，先有宪政运动，后有
宪法，但一旦有了
宪法，因
宪法是对宪政运动经验成果的总结和升华，
宪法便成为宪政的前提和基础了。[10]同样的道理，
宪法在对民法抽象和升华后，便成为民法的上位法了。第四，
宪法至上是法制统一的保障。正如有学者所说，“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如果失去权威，立法活动就很难进行法制建设就很难展开，法制就无从统一。法制统一要以
宪法为基础，为核心，就是一切统一于宪法。”[11]显然，持民法至上说的无法对法制统一于民法做出自圆其说的解释，因为民法只调整私法关系，怎能要求公法与其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