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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这一段文字，笔者的眼里充满了泪水，那是多么悲壮和振撼人心的一幕啊！然而，在冷静下来之后，笔者不禁要问：面对荷枪实弹的敌人，我们有必要用65位烈士的生命和109名重伤战友的身体去捍卫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可能捍卫的国旗吗？在美国，一个公民可以把国旗做成裤衩穿在身上，美国大兵出征时就已作好了投降的准备，但这并不影响“美帝国主义”“军事大国”的形象。这里就引出一个问题，面对无谓的抗争，我们是选择壮烈还是选择偷生？
1931年6月，薄一波在北平被捕，不久被押送到“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1935年底，中央决定派刘少奇同志前往平津指导北方局的工作，当时党急需大批干部，时任北方局组织部长的柯庆施同志建议让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同志们履行出狱手续，尽快出狱。刘少奇认为这些同志在狱中经受住了考验，可以利用国民党当局的规定履行手续，以假自首的方守出狱。不久，中央批准了这个决议，1936年8月，薄一波等同志办理了出狱手续。此后，薄一波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立下了不朽功勋。
《红岩》的作者罗广斌也是在白公馆的“党员核心”陈然、刘国鋕等人反复研究后，决定让他去请求“自新悔过”，寻找出狱的机会，以便与党组织和周从化将军介绍的武装力量取得联系，对两座监狱的人员实施营救。然而罗广斌并不愿意以这种方式出狱，最后深受难友们敬重的老党员谭沈明来给罗广斌做工作：“我们不仅要能为革命贡献生命，而且还要能够为革命忍辱负重”。他说服了罗广斌，狱中的共产党员又以书面形式为罗广斌请求“有新悔过”出狱的问题作了说明。但等到罗广斌出狱后的联系方式、突袭营救方案和时间都确定下来时，已是1949年11月10日了，即使出得去，再从狱外组织营救，时间恐怕来不及，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实施。
然而就在此前，白公馆的“党员核心”刘国鋕自己就有一次出狱的机会，可惜他放弃了，那是多年以后，刘国鋕的五哥刘国瑛从香港回到重庆，来到烈士墓前，讲起的一件往事：“就在刘国鋕牺牲前两个月，他专门从香港赶回来营救，他带着一张香港汇丰银行开出的空白支票给得选举：只要放了刘国鋕，你愿意填多少就填多少。徐选举也不愿跟钱过不去，他同意只要刘国鋕签一个认错书，立即释放。但刘国鋕坚持要释放必须无条件，刘国瑛当时跪倒在地，说国金你不要这样死心眼，只要命在什么都有。刘国鋕泪流满面，却摇了摇头。
可以这样设想，让罗广斌去请求“自新悔过”出狱，远不及刘国鋕自己签个认错书出狱来得快、来得及时，并且从《烈火中永生——＜红岩＞背 后的真实故事》所介绍的情况上看，刘国鋕的活动能力和组织能力又在罗广斌之上，笔者不理解刘国鋕为何不采取自己写一份认错书出狱的快捷方式，来实现营救狱中难友的目的。也许他认为狱中党员们更需要自己去组织，也许他担心自己的“认错书”会让党组织和同志们对自己产生怀疑，也许……。其实这些“也许”都是假想的。无论那一种假想都不会影响烈士在笔者心目中的光辉形象。只是那些影响着烈士行为的观念（也许可以称之为“极左思想”）却一直象“幽灵”一样沿着时间的遂道一直徘徊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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