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他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监狱的法治发展的水平尽管有所差异，但发展的路程则是大同小异的。甚至被统称为“欧洲监狱模式”。
2． 越来越强调监狱工作以及矫正罪犯的科学化
监狱制度的科学化，集中表现为罪犯的分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包括罪犯的处遇的个别化和社会化。罪犯分类制度是指依据一定的标准，对罪犯分成不同的类别，并依据其具体情况对其进行不同方案的矫正，使其回归社会的规则。“分类制度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矫正制度先进与反的标志之一”。 分类制度与刑罚的发展密切相关。据考证，罪犯分类制度的初创时期大约在16世纪末到18世纪初。一般认为，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是1595年荷兰建成的阿姆斯特丹监狱。此后，分别经历了形成时期、创新时期和发展时期。
罪犯分类制度同监狱的其他各项制度一样，其创立和发展的不同阶段，深深受到了刑罚思想的影响。伴随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先进的刑罚思想空前活跃，进而影响到了监狱制度，影响了罪犯的分类。李斯特主张，对罪犯的分类处遇上，须运用心理学、精神医学之测验或诊断鉴别等技术。
18世纪英国监狱的改革家霍华德主张对罪犯隔离监禁，被认为是罪犯分类制度的萌芽。18世纪70年代的汉韦积极主张实行罪犯的分类制度。1778年，英国议会通过的《教养法》以立法的形式规定对囚犯实行三级累进处遇。
在罪犯分类的形成时期，19世纪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制”和“奥本制”，据认为，对世界监狱制度的改革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
此后的罪犯分类日趋复杂、完善，并从定性发展到定量，直到测定罪犯的个性量表。到了20世纪的上半期，犯罪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等直接参与到罪犯的分类工作之中。显然，分类制度，对罪犯的改造针对性明显增强，体现了监狱改造功效。
科学化的特征还表现在监狱的设计与建筑上。这是现代监狱制度在器物层的表现。著名的是大思想家边沁设计的圆形监狱。监狱设计、建筑被认为是表征监狱理性的重要载体，监狱建筑体现了社会的文明进程，内涵和包容了威严、庄重、安全、文明、人性相融、相通的思想。唯安全的监狱设计理念，在一定意义上可能是反科学的、反人性化的。因为，这种监狱的建筑是用于严格意义上的防范，象后现代主义大师福柯批评的法国阿蒂那监狱一样，监狱是张着大口，将人吞入、打碎的机器。我们主张现代文明的监狱设计建筑理念，对罪犯给予适当的自由，在法律赋予惩罚的前提下的自由。而监狱机关不能动辄以安全的名义、以管理的名义随便剥夺罪犯的权利与自由。我们尤其不能以罪犯曾经滥用自由为由，去最大限度的剥夺罪犯的自由。相反，应在刑罚惩罚的范围内，充分地保障罪犯的自由。
3．监狱工作的社会化程度日趋提高
发达国家，监狱工作的社会化集中表现为罪犯改造中充分的融入社会思想，使罪犯服刑中可能产生的“监狱人格”最小化。社会学的理论认为，罪犯犯罪是因为其社会化不完全，即社会化缺陷的结果，他们在监狱服刑就是强制再社会化，其目的是使罪犯重返社会。为此，监狱在社会化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形成了社会化的模式。刑罚学上的社会化概念起源于18世纪的欧洲，二战后影响了整个世界。这里的社会化是指行刑社会化。这一思想深刻记录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脚步。行刑社会化是在监禁刑替代了生命刑、肉刑之后的人类更加文明的刑罚方式，是当下发达国家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趋势的必然选择。综观发达国家的非监禁刑，假释是我们常常做对比研究的重要制度。
假释起源于1840年的澳洲。在美国较早得到实施，后在各国广泛开展起来。在法国，假释的记载在1885年，法国制定了假释法，规定，除无期徒刑外，刑期执行过半，就可报请假释。 发达国家的假释制度，普遍开展于1925年伦敦国际
刑法及监狱大会之后，据认为，是这次会议的影响，使假释的矫正功能获得了认同。 在日本，罪犯的假释比例为56.8%，其中，初犯者为80.4%，6次以上入狱者为31.9%（1993年）；在美国，罪犯的假释比例为72%（1993年，）；在加拿大，罪犯的假释比例为36.2%（1992-1993年）；在瑞典，罪犯的假释比例为33%（1993-1994年）；在瑞士，罪犯只要服满三分之二的刑期，从理论上说，都可以获得假释。
在监禁刑中，也充分体现了社会化的要求。如意大利监狱的半自由刑管制、瑞士监狱的休假制、美国监狱的周末监狱、中间监狱等。
社会化的意义还在于监狱运行的经济性考虑。监狱的运行是一项高成本的社会公共开支。在美国，一个罪犯每年的直接消耗是2.5万美元；在英国，为2.77万英镑；在西班牙，为1.38万欧元,在德国为5万马克。高额的监狱经费，在这些发达国家也深感难以承受。纳税人的呼声越来越高。相比较，在社会机构管理罪犯一年只要40美元。
社会志愿者的规范参与，是监狱工作社会化的重要内容。在发达国家，社会志愿者已遍及社会服务的每一个角落。在监狱，社会志愿者为罪犯服务的时间、内容、方法、要求已较规范。在意大利，社会志愿者的人数达到4000人，相当于监狱专职矫正工作人员的人数。日本设立了志愿会面委员会，由热心的活动家相助，参与罪犯的入监教育、学科教育、俱乐部活动等。1983年，志愿会面委员会的人员达到1103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