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对孙志刚案还是对刘涌案，苏力都缺乏以行政法学或者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作为基本视角的分析——也许在他眼里这些法律不适合中国社会，即使涉及一些，也是难以成为批评基础的。从苏力以前的著作看，苏力的部门法见解与国内部门法学界的学术共同体格格不入，实际上这也没有关系，完全可以在对同行们进行一种入乎其内并且出乎其外的批评之后，再以法社会学的视角全面透视刘涌案的其它意义，没有这样的基础——在一种看不见法的所谓法社会学分析中，实质性的批评根本无从发生。
违规的批评：苏力如何使用数据与逻辑
一、没有根据也可以批评？
在《孙志刚事件与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部分，苏力一开始就指责三博士的建议书和五学者的建议书使得“刚换届不久的中国最高党政领导都意外地陷入了可能是自1989年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页290脚注[3]），虽然他没有明说，但从前后文的语境中，还是能够明显地读出这种隐含的指责，我不知道苏力有什么具体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责难？
苏力对参与孙志刚事件的法律人做了一番表扬之后，在表扬下面同页的脚注[4]中，认为三博士与五学者各自的建议书存在差异，并声称“这一点区别是法律界外人士不大容易看到的，也因此可以看出学界的利益。”我作为当事人之一实在不知道苏力在说什么，既不知道苏力所谓的学界的利益是什么，也不知道所谓的学界利益与两份建议书之间的差异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特殊关联，我想这是苏力先生需要进一步说明的。
二、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以及42个字的论据产生的宏大结论
苏力所引用的贺卫方教授对收容遣送制度的评价（页292），只引用贺关于收容遣送制度的立法初衷评述，而对于贺就此问题的进一步阐述视而不见，因此是断章取义的[7]，目的在于论证苏力自己的观点。
苏力在引用滕彪博士的话时，做法尤不可取（页292脚注[9]），从苏力的引文“没有提到孙志刚事件一字一句”看，三位博士的建议书“对孙志刚案本身毫不关注”，然而事实是否真的像苏力说的那样？鉴于这个问题在学术批评规则上的严重性，我有必要将发表在《南方周末》的滕彪博士的言论较为详细地征引如下：
“事实上，在正式递交的建议书上，我们没有提到孙志刚事件一字一句，没有列举任何类似的案件事实，也没有指陈收容遣送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种种弊端。
但过于冷静的法律推理和文书格式，隐藏着沸腾的热血和悲悯的泪水，而且隐藏着我们更深的追求：通过审查收容遣送办法建立一个先例，并促成建立一个违宪审查的经常性机制，这是递交违宪审查建议书一开始就暗含的目标。公众的讨论、媒体的报道以及学术研讨会，也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8]
我不知道苏力读文章的时候是全篇通读，还是只读他要用的内容？如果读全篇的话，为何对上述文字毫不理会，仿佛从来不曾存在过？建立在这种截断术上来批评自己的批评对象“透露了一种更深刻的非人道主义”（页293），并且“感到令人心寒的冷酷”（页293），且不说这种诛心之论的泛道德化高调将论敌妖魔化，其背后“令人心寒的冷酷”是如何让人震惊，至少我们要问个明白，这些指责所自何来？是他所一直谴责的“拍脑门”拍出来的还是刻意栽赃的产物？这种栽赃术如果不是也“至少是近乎”诬蔑了，比谩骂和侮辱更加刻毒。至于苏力对滕彪文中引述马歇尔判词的嘲讽，那就近乎无聊了，滕彪引述的含义是无论在哪个国家，一部违反
宪法的法律是否有法律效力直接影响整个国家未来的秩序，因此在美国是如此，在中国也一样，这有什么错？真不知道苏力会不会认为因为美国人喝水，所以中国人就不该喝水了，否则便是不顾中国国情了？——也许除了苏力，对
宪法有所接触的人都会认为
宪法的是否真实存在取决于违宪审查制度是否确立，难道
宪法是做花瓶用的？难道
宪法不能司法化还能算有
宪法吗？难道一方面
宪法条文空空在上，而另一方面行政机关可以自己随意制定规则，想怎么抓人就怎么抓人，那也配叫有
宪法？我们可以说在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时应该考虑中国的具体国情，但这与不该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不是一回事。而苏力见到滕彪借助域外资源阐述中国问题，就出言嘲讽，滕彪说过必须按照美国的模式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吗？
事实上，滕彪的这篇文章发表时，南方周末在文章后面注明了“原文3000字，删改未经作者同意”[9]，苏力应该考虑而没有考虑到中国的报刊审查制度，滕的文章经过编辑部删改，因此引用时理应尽到起码的注意义务。据滕彪说他发表在《南方周末》的这篇文章经过了约稿编辑与一位副总编激烈的斗争，才得以发表。苏力没有与原作者进行任何讨论，也没有在网上搜索原文（如果找不到原文，向作者索要也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滕彪原本是他指导的博士生），更没有考虑到报刊审查制度对作者写作的影响以及对发表后的文章扭曲原意的可能性。无论如何，这样的引用和批评都是不负责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