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社会抚养费征收的追诉时效是怎样计算的？在“三湘第一罚单”的社会抚养费征收案中，我们注意到，被征收对象刘祥（化名）最后一个孩子是出生在2001年，而湖南省相关部门对其进行征收社会抚养费是在2006年。那么，笔者不禁要问：社会抚养费的追诉时效究竟有多长？（因为同样的问题在重庆市也出现。如该市目前正在对自1997年以来的国家机关公务员、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等的超生问题进行排查）我们知道，
行政处罚法对于违法行为的追诉时效为二年（一般情况下），民事法律中也规定了诉讼时效为二年，这些时效的规定，都是为了使社会秩序得以稳定，使人们能够预测自已的行为后果而设的，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尤其对于法治国家来说。如果以类推的方式来看，行政征收的追诉期限也不应超过两年。同时，上述案例中，国家的计划生育法还没有正式实施，因而不应对其适用社会抚养征收办法。如果要适用，也只能适用1992年的计划外生育费征收办法或该省依此制定的地方性条例。所以，“三湘第一罚单”在法律依据上是站不脚的，相反，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有关部门“利益驱动执法”观念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试想想，刘祥最小的孩子都六岁了，难道当地执法部门都不知道？！他生了三个孩子，难道执法机关没有责任吗？）。
那么，如何才能遏制超生现象？是不是对名人、富人进行高额罚款就灵呢？广东一富人家把20万的存折掷于地上的案例表明，名人、富人根本就不惧罚！现在有些地方针对这一现象想出了对策，即罚款为年度收入的二至六倍甚至更多，使其被罚得心疼，罚得富人破产。实际上，这是一种报复性的行为，一种非理性的行为不仅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更增加社会矛盾和不安，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笔者以为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治理：一是加大综合执法的力度。除了对超生人士（不仅仅指富人、名人，也包括普通民众，只要超生都要征收社会抚养费）征收合理的社会抚养费外，还可对其采取资格罚、荣誉罚等手段，如取消其政协委员的称号，遵纪守法模范称号，不得担任领导职务等，使其在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前充分平衡两者的得与失；二是完善社会扶助、救济机制。加大对独生子女的奖励力度，让超生者产生严重的失落感，让维护国策者有极大的荣誉感；实施长效的社区扶助机制，使现有的老年人能够得到社会的关爱，从而为当今的中青年人树立示范，不再为今后年老而提前作准备；进一步完善养老金等救济机制，政府应将社会抚养费及相关费专门用于老年人的医疗、保险等方面，使“老有所养”真正能实现；三是加大宣传力度，破除传统观念。一方面对超生者进行曝光，使人民感受到“超生可耻”（因为超生也是一种违背诚信的行为，尤其是那些在独生子女证上签名保证终生只生一个孩子的人。）；另一方面，宣传国家的各项计划生育政策，真正体现“独生子女光荣”，破除人民“养儿防老”的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