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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土重迁”中的“沉没成本效应”因子——对中国民俗“安土重迁”的经济学解释

  首先,是情感利益。何谓“情感利益”?笔者需要指出的是,这是从生理因素的维度上讲的。有动物学家经过多年观察的经验研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刚出生(或孵化出)的动物,睁眼看到的第一个活体(物),就特别对其有好感,并将其视为“亲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会对其“纠缠不休”,比如说,跟随、戏耍等。这就是生物学上的“铭印”理论。这也可以从一些生活现象中加以印证,比如,婴儿睁眼看到的第一人往往是母亲,所以,现实生活中,孩子总是特别“纠缠(亲近)”母亲;将未睁开眼的小狗放进鸡窝里,待其睁开眼后,看到的是大母鸡,往往很长一段时间将大母鸡当作它的“亲人”;动物园里的母狮难产,动物园管理园将幼狮放入母虎的窝里,待其开眼后,就认定母虎是它的“妈妈”等等不一而足。笔者之所以引介这一生物学上的理论,是想推出一个这样的结论:就是人往往对其幼年成长的环境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将来离开他(或她)成长的环境后,他(或她)不管对新环境有多么喜爱,而其成长的环境却永远是他(或她)的“初衷情人”或“根”。笔者以为,这就是人的宿命,也是“安土重迁”民俗的生理学理据。
  其次,是社会利益。“社会利益”是一个外延很大的概念,笔者是在文化(学)的层面上使用这个概念的。人在其“漫长”的幼年成长期,会形成一个独特的“意义世界”。“意义世界”这一术语,是人类文化学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析概念。文化人类学家吉尔兹在研究爪哇岛的社会现象时,通过对当地人的“斗鸡”民俗的观察分析,领悟到了“地方性知识”所承载的“意义世界”。把这个“意义世界”若放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笔者以为与其品配最恰当的一类语词,就是“生活圈子”,抑或地方的“方言”。在这些意义实体中,人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有其特别的意蕴,非其“圈子”内的人是不会明白其内在含义的。吉尔兹的“意义世界”理论,及来自生活中的一些观察及感受,笔者以为个人在其成长的文化环境中,已形成了一个几近“牢不可破”的“意义世界”或“生活圈子”,这构成了他(或她)的文化学上的社会利益。
  最后,是经济利益。经济利益是一个用得很泛的一个政治经济学术语。对于“经济利益”的考察,笔者试拟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经济人”(抑或“理性人”),说起,“经济利益”在此是意指人成年后(或经济独立后)所形成的一个利益交流圈。人从幼年至童年,再到成年,也是一个理性人(或者说经济人)的形成过程。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人们会把一些不是很重要(即急迫的)利益,比如说,亲情、友情等,放在一边,而把生活中急迫的,对人的生存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放在最眼前,比如工作、收入等。“隔行如如隔山”。“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些断语都表明人的成长、生活的过程决定人的未来的工作、经济地位等结果。人在年轻时所遭受的生理刺激,所经历的“意义世界”,最终会形成自己的利益交流圈子。你如若生活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圈子里,这个圈子对你来说,就如如鱼得水,而你一旦离开了这个圈子,你得在一个新环境中重新“创造”自己的一生,当然这个“一生”已被极大的简化和缩写。可以说,“经济利益”这个利益层,既是最接近经济学中的利益概念的,也是决定“安土重迁”民俗最根本性的利益层。因为在其它利益层不能维续时,外界往往会替你输入利益,比如你的家庭(父母),而到了第三层利益,也即是最高层利益时,你只能靠自己——能维续,则才可能会体面地活着;不能维续,则人格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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