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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税收司法面临的困境首先是体制性的，而后又是法律性的。其一是司法权威的问题。与司法权威紧密相联的概念是法官独立、程序公正和裁决终局，这在当前的司法改革的背景下依然还是需要逐步实现。而这其中，专业而精通的税收法官的培养和储备并非一日之功，因为税收领域本来就是一个既复杂精细又需要经验积累的范畴。其二是司法所针对的范围的问题。司法不仅完成对各种行政、刑事方面涉税案件的审判，同时还可以对相应的行政规章和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 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文件首先就属于司法审查的范围，但是这种专业性的审查由现行各级法院能进行吗？即便是不予适用的判断，法官们都不愿或难以作出。其三是面向税收的司法体系问题。税收司法也同样涉及组织体系的问题，税收法院如何与现行法院体系相衔接，是专门设立税收庭还是在行政庭下设税收庭，税收庭设到哪一级，等等。需要综合考虑税收案件的性质和多寡以及法官数量作出研判和选择。
即便是税收能够进入司法的范畴，相应的一些深层次的法律困惑同样困扰税务机关和司法机关。比如，既然司法的属性和要求在于司法公正，那么是否需要完全强调当事人的平等地位，还是说在当前经济发展政策需要下保障税款不流失，或是倾斜性保障相对弱势的纳税人的税收权益？又如，现在世界各国都普遍设立税务警察、税务调查局和税收法院等机构，我国是否需要引进这些制度或曰怎样改进这些制度，这些制度的引入或改进与我国现行的相关组织法有无冲突的地方？另外，税收司法还涉及到权力格局重新配置的问题，诸多的具体税收司法权能毕竟需要从当前过于膨胀的税收行政权中抽取派生，如何保障司法权不被空置也是需要考虑的方面。最后，在税收法律领域，能否形成以税务代理人、税务律师、税务警察、税务检察官和税务法官为基础构成的税收司法共同体，以促进法治有序的税收司法格局的形成？等等。
（三）税收进入司法的必然性、可能性与步骤安排
税收进入司法的正当性已然十分明了，但是税收司法在我国特定语境下是否具有必然性和可能性？可以认为税收司法在当下中国既具有理论和政策上的必然性，又具有技术上的可能性。从必然性上讲，包含三个方面的涵义层次。其一，在法理逻辑上，建设法治国家的发展目标使税收进入司法成为必然。现代国家均以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为追求法治的基本准向，税收进入司法符合法治的基本原理和思路，同时还可以以此为突破口进一步推动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其二，在财经理论上，公共财政运行的内在需要使税收进入司法成为必然。公共财政理论要求国家税收应当用于公共物品的提供，并需要有效的秩序和规则来约束，司法约束即是继税收立法约束之后的有效的制度控制方式。 其三，在社会政策上，转型社会的秩序考问也促使税收进入司法成为可能。转型社会中各种矛盾特别是关涉公民财产权利的冲突不断深化和突出，积极寻求正确妥适的调处方式也使得司法进入税收领域成为必然。
从技术可能性上讲，现行的司法改革方向和税收体制状况也为税收进入司法提供了初步的政策基础和实践平台。税收司法从根本意义上还是在于司法，司法改革一个重要的目标即是在公平和效率的前提下确保司法公正并维护人权，实现司法权威和社会法治。现行的司法改革中就有关于税收司法尝试的情形，并且有一定的实践效果。部分地方建立了司法组织，如与公安机关合办的“税务公安派出所”、“涉税犯罪侦察室”，与检察机关合办的“税务检察室”，与法院合办的“税务审判庭”、“涉税案件执行室”等，在税收行政执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具备了专门的税收司法机构的某些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司法介入和相应制度保障的力度，在现有的法院系统中设立行政庭下的税收庭，在税收行政系统中设置税务警察等，均是在行政体制范围和法律制度所允许和具有可行性的。
税收司法不仅关涉司法机关的组织更迭问题，同时还影响到税收领域公权力的重新设置，所以实施税收司法的进程应当体现必要的稳妥和循序渐进。首先，需要在立法上对税收司法作出相对明确的规定，以使税收司法的立法理念、组织保障和程序公开等方面在法律上能有所遵循和依从。其次，税收司法宜从税收行政案件案件入手，在中级以上法院尝试设立税务庭，针对税收行政案件积累比较丰富的审判经验和培养后备法官。 再次，对于涉税非行政案件，如税收犯罪等税收刑事案件、税收代理和税收担保所致的税收民事案件等，善于整理形成税收司法的审判脉络，并积极建立税收警察和检察官制度，利于以后形成比较完善的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能良好运行的税收司法体系。最后，对于理想化的税收司法图景而言，还需要国家司法权威重塑、税务法官专业性和独立性保障、税务律师空间上扬等体制性改革的渐次跟进和税收司法共同体的环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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